父亲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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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页 :第六章 传灯祭酒觉有情回顶部章节目录
接着,父亲对杨斯德讲起了近代历史:“当年大家一起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中华共和国,旗帜是五色旗。后来袁世凯称帝,国民党不得不发动北伐。北伐胜利,国民党把中华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其实,这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似乎非改朝换代不可。等到两党一起抗日,仍然在中华民国旗帜下。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杨斯德说:“南老,这是历史问题,我们不予置评。中央坚持和平统一,但是不承诺放弃武力。”

没有听完杨斯德详细阐释,父亲就说:“现在你们说要统一,那除非是兵临城下,台湾不得不投降。如果你们现在硬要出兵攻打台湾,胜败尚不可知。即使你们拿下台湾,也将使二千万人变成一千万人,台湾成为一个荒岛,再不是美丽岛了。既然我们是朋友,希望两岸不要打仗。”

贾亦斌连忙说:“不会打啦,不会打啦。小平同志有过批示,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南老若不相信,我们下次带给你看。”

父亲这才平息了激动的心情,继续与杨斯德交谈。这次交谈对父亲的触动很大。他了解了中共最高层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周之后,贾杨二人回京。其间,三人又多次见面。临别之际,父亲郑重表示,自己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带走了一盒与父亲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有关领导汇报。

杨斯德与贾亦斌刚走,父亲就吩咐李素美即刻启程,飞赴台湾,将同样一套录音带送给李登辉。父亲还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前“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志诚,你告诉叔叔(指李登辉),那边有贾亦斌要带朋友来,你懂不懂朋友啊?”

苏志诚答:“听懂了。”

父亲说:“你告诉他,快派人过来。”

苏志诚说:“老师,我们没有人去,香港不能去的。”

父亲说:“你可以去找安全局长,他们做特务的什么身份没有,尤其是你现在要办多少个身份都不难,随时可来。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

可能是出于对大陆的不了解和畏惧,苏志诚还是没有来。

录音带送过去了,父亲却没有收到李登辉的回应。父亲原本以为有很大的机会促成双方的会面,但是,一来,父亲多少有些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二来,尽管双方代表密谈不算是特别重大的政治事务,但也不是小事一桩,时机也很重要,并非一时半刻就能促成的。父亲慢慢也想通了,这件事情需天时地利与人和,面面具备,才可能完成。

虽然两岸代表会谈这件事情暂时落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沟通,父亲与大陆的关系日渐密切起来。其中,修建金温铁路这一件事就让父亲与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前前后后长达十年之久。而金温铁路的建设,也有贾亦斌牵线搭桥、极力促成之功劳。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父亲电告李登辉,请他让苏志诚设法来一趟香港,以便了解大陆谈判的意图。李登辉也迫切想要知道大陆方面的底牌。因此,过了年以后,在李登辉的授意下,苏志诚首次秘密赴港,传达了李登辉的邀请,希望父亲回一趟台湾,共商大计。

一九九〇年九月八日下午,父亲在阔别四年之后,终于重返台湾。当天晚上,父亲与李登辉会面,地点在李登辉的台湾“总统府”。李登辉把父亲请进自己的书房,仅留苏志诚一人作陪。

父亲也不客气,落座之后,便反客为主,说古道今,纵论天下,晓以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李登辉一改往日自己一言堂的做派,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称是。

父亲最后说:“你先不要管大陆出兵不出兵。蒋家把天下交给你,他们是自己打下来的。你没有威望,要有德望。台湾现在外汇存底有八百多亿美元,你先管内政。蒋经国先生有十大工程,你应好好利用八百亿美元为老百姓做点事。”

次日晚,父亲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深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父亲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李登辉听完,甚是惊讶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竟然不知道该怎么作答,一脸尴尬地目送父亲离去。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父亲的引荐下,贾亦斌陪同台办主任杨斯德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在香港会面,国共双方重启会谈。会谈地点依然是父亲在香港的寓所。

第六章传灯祭酒觉有情(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二)

五、一无所长无所是

预测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这种学问,父亲的态度十分明确——可以研究,但不要盲目。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一种文化长盛不衰,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包括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等活动在内的术数文化。这些术数文化,是从道家文化中逐渐剥离出来的。虽然在科学日渐昌明的今天,术数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但就目前为止,这种文化在民间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大街小巷,在人群集聚的公园附近,甚至是在路边,我们还是经常会看到一些自称能通晓古今的人在招揽生意。其实,这些人所掌握的术数,是十分“低端”的,与几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进,而与真正的道家文化精髓,自然也毫无关系。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旁门左道”也“与时俱进”了,换了一张新的面孔,披上新的马甲,继续纵横江湖。现在,社会上提倡学习国学,因此,有人便利用“国学热”的效应,打着《易经》的旗号,到处做宣传、办培训班。于是,一些在古代很简单的知识,甚至一些民间信仰,经过别有用心之人的包装,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科学”,成为牟利的工具。这基本上就是利用人的贪念和心理学,进行的财物或是人事的欺骗。真正穷苦的人是不需要任何未来预测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每天必须努力生活。但凡有了财产或是地位的人,就开始有了恐惧,害怕失去,正好让人有可乘之机,本来不会受到损失,反而因为想多得而多损。

其实,无论是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还是民间流行的据说能够包治百病的气功,或是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无一例外,都是道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东西,历来都被归为“旁门左道”。对于这些东西,父亲基本上都做过研究,无论是看相、算命还是看风水,只要他愿意讲,就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父亲和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文化人一样,虽然不一概否定,但也并不提倡这些东西。

一方面,他认为,这些东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中一些内容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说《易经》这门学问,现代人只能偏重于其中的术数应用,而不能真实地去探究它的原义,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大损失。父亲在《易经杂说》里,提到古人对易经的看法是“洁静精微,易教也”,据说这是孔子整理《易经》所做的评语。这句话点出了《易经》的真实性,既富哲理,又符合科学,不过现代人只能用到它的极小部分,同时思考上又被文王著的周易所限制了,这让老祖宗的智慧沦落为街头小道,甚至有人误以为它就是占卜学说,可悲可叹。以我的了解,我们必须回归到易学的起源,重新思考它的理象数问题,必然可以对后代的中国心理、科技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真理实相是万变的根源。

不过,《易经》作为占卜之书,其中一部分预测还是有道理的。因此,父亲的意见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一概归于迷信的行列而完全加以排斥。

另一方面,父亲不做看相、算命这些事,也屡屡劝诫别人不要迷信,更是坚决反对有人用这些东西去赚钱牟利。

父亲虽然对于这些术数文化颇有研究,但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一无所长,一无所是”,下面,我就谈一下父亲对于这些术数的研究和运用,让大家了解一下父亲的博学多识。不然,不了解他的人,真就要被这句自谦之语所“蒙蔽”了。

在这些术数文化中,预测是一门流行至今的学问。预测学并非中国所独有,古今中外,都有这方面的著作和学说。前些年在全世界流行的世界末日理论,就是源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而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以《大趋势》一书名扬世界后,又相继写了几本关于预测的书,这些书也无不风靡一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预测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似乎更大,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中,道家中人尤为擅长。平民百姓津津乐道的所谓“参透天机”“通晓古今”,都源于预测之学。而与预测学相随而出的,有许多预言之书,如《推背图》《马前课》《烧饼歌》《梅花诗》等。父亲遍览中国古籍,这些书他都有收藏,于他而言,自然并不陌生。

父亲虽然从来不提倡这些东西,但是对道家的学问却极为推崇,特别是《易经》中的预测学问。因为正统道家学说,是在宇宙万有和性命修身上,别有所长,而且是中华文化百家源头。我们的文化本来没有什么家门派别的,只是战国时代,因应不同理论游说,才有区别观念;而《易经》本来是不分什么道家、儒家的,是中华古文化里每一个读书人都会研读的理论学说。所以父亲也精通《易经》,偶尔用《易经》里面的方法来进行预测,而且每次都能应验,这让我们惊叹不已。不过,父亲从来不讲预测的过程或者方法,他一般只讲预测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莫名惊叹,却无从知晓这些结果是怎么来的,也不了解父亲是如何运用《易经》来进行预测的。只是听他提到“去年是雷水卦,流年不利,今年是未济卦”之类的话,但都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因此,对于未曾真正读透读懂《易经》的人来说,父亲的话依然是不知所云,听起来一头雾水。

有一次,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谈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很多人对中国发展过快表示十分担忧。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笃定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候。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的内忧外患一直不断,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中华民族将有二百年的好运。但是好运能持续多久,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很好地把握住。谈话结束之后,大家都望着他,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却没有人追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父亲只讲结论,不讲预测过程。或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唯愿父亲的预测能够成真,更愿这个民族能够恢复雄风,把两百年变成五百年的兴盛。

父亲不仅预测大事,有时候,对一些小事也会进行预测。之前,父亲曾于香港办了一个公司。公司自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和其他的公司一样。当时,公司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同时兼营房地产生意,也投资股票、黄金、外汇等业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香港的房地产、股票市场受政治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经常大起大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股票和房地产行情普遍不被看好。在大家对这类生意一致否定的时候,父亲独具慧眼,认为此时买入这类股票,日后必定会赚钱。于是,他就让周围的人大胆吃进,果然,跟着他大胆买股票的人,后来都大赚一笔。

不过,父亲终究只是预测,所以“失算”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一次,父亲在谈论到某只股票时,对其颇为赞赏,认为将会大涨。有人听到这句话,就跑去买了那只股票。结果,事与愿违,股票渐跌,那人被死死套牢了。后来,那个人见到父亲,忍不住埋怨他,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听他的话。父亲听闻此言,微笑着说自己又不是先知,谁叫他听的。说完,他和那人都笑了起来。实际上,即使父亲真有这种“通天”的能力,他也是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在这些小事上的。所以,把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拿着它去寻求利益的人,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父亲对大事、小事都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父亲来说,是平常无奇的。但是对于常人而言,这哪里是平常无奇,简直是神乎其神了。所以,父亲在众人面前预测事情,从来都是极为慎重的,生怕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导致听者误解了本意,生搬硬套,生出是非,平添麻烦。

因此,每次茶余饭后,父亲要预测什么事情时,都会在开头先加上一句“现在我讲一点迷信的话,根据《易经》”云云。如此一来,父亲首先表明自己的预言不是凭空乱说,而是有依有据的,而且不管自己做出什么预测,都会因为事先的“迷信”声明,而免去了责任。其实,倒不是父亲怕事,而是他历来对于预测之事持慎重的态度。有时候,在讲完之后,他还会开玩笑地说:“这是我们的党内秘密,大家不要出去乱说。”他说的这个“党内”,自然是指当时在座的一班人。当父亲根据《易经》讲今年是什么卦,明年是什么卦的时候,显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参考,并非当作金科玉律。这是需要听者去自行分析和判断的。但不知道是因为某个“党内”成员过分崇拜父亲,把父亲的话当圣旨,还是因为“党内”有人无法“保守秘密”,总之,父亲的说话内容,最终大多都会“泄露”出去。因此,有时外面一些流言满天飞,但是其意已与父亲的本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预测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这种学问,父亲的态度十分明确——可以研究,但不要盲目。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可以研究”,那是少数人的事,哪怕研究一辈子却一事无成,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毕竟那只是少数人的事;“不要盲目”,一旦盲目的人过多,则就变成多数人的事了,便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

父亲曾结合孔子在《系传》里的“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句来具体阐释过自己的态度。父亲说,中国过去在科学上,以天文法则看天象的演变,就是除了天上的气候、宇宙气象的演变有一套法则之外,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找出孔子所说“易为天地准”的道理;所以,我们推崇《易经》,但也不要推得那么高。孔子说“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就推得太高了,等于说,宇宙里任何法则,人事物理,一切事一切理的原则,没有超过《易经》的范围。父亲的这个态度,不仅早就写在书里,而且经常挂在嘴上,但是他的意思是孔夫子的说法,还没有得到更实在的验证,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支持这句话的论证,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夫子的说法。

在父亲的影响下,周围的朋友和学生大多认可父亲对预测的态度,但是还是有人过度迷信,执念难除。有一次,一个学生拿着一篇阐释《黄蘖禅师诗》的文章,不远万里来向父亲请教。那个学生很认真地说:“这篇文章很好,解释清朝十个皇帝的事都很准确。”然后,他请教父亲,台湾会怎么样,自己该怎么办?父亲十分生气,狠狠地将他批评了一番。父亲说:“你怎么越学越迷信了,不要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啦,我一辈子不搞这个的。你问我台湾会怎么样,我怎么知道?至于你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来问我有什么用?”

父亲不迷信预测,因为他清楚,《易经》并不是每次都能准确预测未来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能根据各种信息,对所面临的事情给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推论,这就使得父亲在别人眼中成了预言家。事实上,父亲几乎每次都能预测准确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这几个条件,又是常人所不容易完全具备的。

首先,父亲极度熟悉中国历史,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在对国内外大局形势走向和待人处世上,有足够多的经验可以借取。他可以站在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去审视眼前的事情,拨开云雾见青天,而不会被眼前的“乱象”迷了眼。因此,国内外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对此感到突兀,而父亲早就看透了前因后果。于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能使父亲吃惊,什么事情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

其次,从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来说,《易经》上讲人生,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吉、凶、悔、吝”,人生中如意事不过只有四分之一,而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人生中的任何事都无法逃脱这四个字。而这些人世的喜乐哀苦,父亲早就尝遍了,甚至可以说,他早就跳脱出此岸的苦海,至于荣辱得失,更是早就不记挂了。父亲超然物欲之外,做事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因此在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时,他能做到冷眼旁观。

再次,父亲一生做事遵循“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原则,做事时追求完美,要求事无大小都要尽力做好,但是对于结果就不刻意追求完美,凡事随缘就好。这是他律己则严的个性使然,当然我们子女也自小受此熏染,脾气个性也多与父亲相似——在对人要求上,固然希望有等同个性的人来相应,不过经过生活的历练,自然也能够做到豁达和潇洒。在我看来,父亲在面对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时,总能迅速做出判断,这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则是因为通晓情理的结果。

最后一点,父亲在和朋友日常交往的过程中,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对很多事情进行预测。如果说得准了,朋友就会把话不自觉地传播开来,倘若说得不准呢,朋友们也没人会把话记下来,将来与他当面对质。于是,不知不觉中,大家就把父亲看作是预言家了,认为他预测得非常准,而忘掉了其实他也有预测不准的时候。

至于看相,父亲也有自己的心得。和预测一样,看相也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门学问,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市场。父亲虽然很少公开给别人看相,但是历史上的各种相书,无论什么派别的,他都研究过,而且还会运用“麻衣相法”“紫微”和“子平”等各种相法。识人相面之书不可胜数,而父亲只对其中两本书颇为推崇。一本是曾国藩的《冰鉴》。该书记载了曾国藩自己识人的各种技巧,提出“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踵;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曾国藩的这几句总结,深得父亲之心。父亲认为这些话很有道理,而且比较科学。因为看相是古代的形名之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研究人的科学。另一本是曹魏时刘邵的《人物志》。父亲说,这部书比起国外的“人物管理”和“职业分类”等学问要高明许多。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涉及识人看相的学问时,父亲就会要求学生去读《冰鉴》和《人物志》。

看相虽也被列入“旁门左道”,但父亲不轻易地把它斥为迷信,而是认真地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对于看相,父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法,并且在平常的处事待人中,经常加以运-用。

父亲相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个人的长相,二是个人的举止仪态,包括衣着边幅。一个人的长相是天生的,无从改变。而举止仪态则不同,是后天形成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官员,对举止仪态似乎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父亲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很注意的一个细节。父亲出生于民国时期,从小接受的教育学问就是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的,这些礼仪经过几代人的革命,已经逐渐消失了,到了今天,几乎荡然无存。普通人的举止仪态,或许不算是大事,但是在官员身上,它的影响就大了。现在传媒高度发达,公众人物的所有细节,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民众面前,无所遁形。这时,一个人的举止仪态,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

帝王将相有他们的相,平民布衣也有自己的相。父亲既给别人看相,作为一介草民,也被人看过相。父亲小时候就被一个相士看过相,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后来,父亲老了,也有人给他看过相。大家都说父亲的相很好,给他最普遍的评价是“仙风道骨”。父亲个头不高,体重不足一百斤,是一个瘦小的老头。但是当你站在他面前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父亲不怒自威,身上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同时,父亲慈眉善目,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虽然面相是先天形成的,但父亲的仪容仪表,同他一生修禅学道也有很大关系。港台一些有名的相士,还有父亲的学生中懂相法的人,都给他看过相。父亲听了他们的论断,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主要是看这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父亲有一个相士学生,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在台湾很有名气,人送外号“刘神仙”。他看相算命要价很高,一次要好几万块钱。有一次,他得空要来看望父亲。彼时,父亲还在香港居住,于是他就从台北飞到香港。他刚一见到父亲,没说几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看相算命。父亲劝他不要再从事这类事情了,收摊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如今时机不错,可以到大陆投资做生意,自己可以帮助他找路子。但是,这位“刘神仙”对于父亲的提议,完全听不进去。他继续谈论自己的老本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讲得头头是道。最后,他对父亲和周围的人说,给大人物看相算命,更容易成名。对于他的侃侃而谈,父亲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礼貌地再次劝他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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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他说,历史上有名的相士,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正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父亲为此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东汉之时的易学大师京房的例子。京房与他的老师焦延寿创造出“京焦易”,能未卜先知,言无不中,以至于连皇帝有什么事都要去问他。他的老师说,京房把我的易学都学通了,将来必死于易学。后来,京房果然因学问太精,遭人嫉恨,被捕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另一个是关于北宋大儒邵雍的。邵雍是“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对易学研究很深,写了一本《皇极经世》,并创作了预言性质的《梅花诗》,学问很大。但邵雍的命运也并不好,一生隐而不仕,生活清苦,六十七岁便病逝了。父亲举这些例子,规劝“刘神仙”,希望他能及时收手,莫要将来后悔。但父亲的一番好意,却没有劝动他,他的兴趣还在算命看相上。

过了一年,父亲听到消息,说他的那位学生因为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才刚过五十岁,也算是暴死。真应了父亲对他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那句话。这些所谓的“神仙”,究竟能否“察见渊鱼”,我们无从知晓;但他们为了个人私利,绞尽脑汁去糊弄别人,以至于心力交瘁,却是事实。

父亲在香港时,还有一个学生也对看相测字诸事颇感兴趣。有一次,这个学生听说从内地来了三个不寻常的人,其中有一个是“神医”,还有一个是“相士”,据说本领都很高。于是,就向父亲询问,能否请这三个人过来聊聊。父亲那一天正好没有要紧的事做,就高兴地答应了。随后,那位学生就开车将三人接来了。那位相士来了之后,和父亲寒暄一番,提出要给父亲看相,父亲没有同意,让他给其他人看。于是那相士就开始挨个给在场的人看相,而父亲就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有道理”“讲得对”。那一天,在场的人共有二十多个,大家听了相士的话,都觉得颇有道理,于是在相士临走时,大家一起包了个一万港币的红包塞给他。对此,父亲就一直坐在旁边,默不作声,不置可否。等三人离开之后,父亲才长叹一声,说:“唉,跑江湖的,也不容易。”大家这时才明白,原来父亲并非真的认为那些人讲得对,只是给他们面子,不去点破罢了。

平日里,有很多人要给父亲算命、测八字,对此,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我的八字早就算好了,叫作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都是这八个字。”这一句话说得看相人和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单是看相,只要是有关人身秘密的探测,大家也都会拿父亲做实验。有一次,在东莞寮步镇办学校的姚海奇在晚餐以后,拿着父亲的手把脉,父亲也让他把了两只手的脉,然后问他,怎么样?海奇回答得很妙,他说:“老师的脉是六脉纯阳,非仙即怪。”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也是笑得开怀。其实父亲身体的各种状况,他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气脉的流通,气息的起伏,气机的运转,父亲自己都有数的,不需要外人多叙,随着机缘让大家开心一下就是。

当时,父亲虽然身在香港,但有很多内地的事情要去处理,很多投资和文教基金项目都需要有人去管理。父亲自己没有时间,也难以安排出人来做这些事,于是只好靠内地的朋友向他推荐人。对于朋友推荐的人选,父亲一般会让对方交三样东西,以此来决定这个人的去留:一是本人的一张照片,二是本人的笔迹,三是本人的姓名。拿到这三样东西之后,父亲很快就会决定到底用不用。父亲说,照片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度;笔迹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就像西方的“笔迹学”一样;至于一个人的名字,一般都是爹妈起的,从生下来就有,一般都暗含着父母对子女的寄望,而人在成长过程中,多少也会受到自己名字的影响。凭这三样东西,父亲往往都能选出合适的人选来担任相应的职务。当然,父亲这样的选择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有时做事的结果证明用人不当,甚至有时所选的人在他眼皮底下坑蒙拐骗。不过,父亲明察秋毫,一经发现,立刻就把他们开除掉,因此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太大的损失。

如果父亲要去从事看相算命这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一定也会是个“活神仙”。父亲自己也曾说过,这些旁门左道的东西,他都不玩;他要是去玩,赚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父亲此言并非吹嘘夸大。但是父亲并不玩这些东西,而是把对这些东西的研究运用到为人处世上,应用到人际关系方面,而这远比他从事看相算命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除了预测和看相之外,父亲对风水也颇有研究。

风水,又称堪舆。(堪,《淮南子》云:“堪,天道地;舆,地道也。”堪舆学即天地之学。《史记》所记堪舆家,本有仰观天象,俯察山川水利之意,后世以之专称看风水的人,曰“堪舆家”。)它和看相算命一样,也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经过千年的发展和流传,直到今天,这门学问则更加系统和完善,甚至传到了国外,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国外的一些媒体曾介绍过中国这门古老的学问,把中国古代的风水学和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比如,公司的选址,公司大门的朝向,办公室的布局,甚至桌椅物件的摆放,都有讲究。桌椅的朝向,桌上应该摆放什么物件,哪些物件不应该出现,实际上蕴含了风水学的一些道理。但是,这桌椅摆放的讲究,算是迷信还是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如此一来,风水理论逐渐风靡全球,近年来,连许多堪称天生商人的犹太人老板,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他们纷纷花大钱,聘请华人命相家、堪舆家,对他们的公司布局选址进行指点。

父亲曾告诉我们,他在幼年时期,就对风水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父亲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读书人一般都要懂得三理,即命理、医理和地理,“中国文化讲究孝道,这需要我们懂得命理,父母岁数大了,什么时候是个关口,自己出远门能不能回来,都要事先心中有数。第二就是父母病了,要懂医理,知道怎么治疗。第三就是父母不幸去世,要懂地理,找个好地方安葬”。父亲祖籍温州,当时这个地方很重视风水,住宅(阳宅)和坟地(阴宅)选址都是必须邀请风水先生的。父亲说,他小时候曾跟随风水先生跑过路,煞是有趣。从小的所见所闻,令父亲对风水学说逐渐产生了兴趣。

和其他钻研风水学的人不同,父亲对这些知识虽然精通,但是并不迷信。父亲懂风水,但是并不拘泥于所谓的风水理论。年轻时,他以好奇的心态涉猎风水学,探索把玩,疑信参半。等到年事日长,他说自己“涉猎既多,恍然而悟”,对这些东西就不再有任何的迷信了。

当时,有朋友对父亲说,他的办公室座椅的位置不对,不能那样坐。但父亲置若罔闻,他说:“我不需要鬼神来帮助我,一生行事无愧无怍,了无所憾,所以什么都不怕。”

父亲认为,风水学是我国古代质朴的科学研究,可惜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只把它用在阴阳住宅的选址之上。后来,这门学问在民间广泛流传,逐渐被加上许多妖妄之言,这实在是一个大错误。父亲一直在劝诫别人,不要迷信风水,因为风水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能够改变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父亲说,老一辈的风水理论里就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只改变风水而置积德、读书于不顾,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父亲希望那些迷信风水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人,可以从这个理论中醒悟过来。

父亲经历过两件与风水有关的事,这两件事也体现了他不迷信风水的态度。

第一件事是力保天文台不被拆。蒋经国晚年时,曾患过一次很严重的眼疾,对此,他曾向一个风水先生请教。那个风水先生勘察了“总统府”周围的环境之后,说蒋经国之所以患眼疾,是因为风水不利,都是被“总统府”前面的那个天文台所“冲”,应该把它拆掉。听闻此言,管事的人大吃一惊,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卧不安,陷入两难之地。因为如果相信风水先生所说,就需要拆掉天文台,而这个天文台是美国人帮忙建造的,且刚完工不久,一旦拆除,很有可能会酿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更何况,宋美龄一生信仰基督教,根本不相信风水先生所言,想要说服她相信风水先生的话实属不易。但倘若不相信风水先生的话,如今蒋经国已经病成这样,万一那风水先生说得有道理,却置之不顾,耽误了蒋经国的病情,后果也十分严重。

这个管事的人左右为难,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父亲。于是,管事的人就来拜访父亲,恳请他亲临天文台,看一看风水究竟如何,出一个主意,到底该如何是好。父亲本是不想管这件事的,因为他根本不迷信风水,更不相信蒋经国的病和天文台会扯上联系。但是,管事的人和他是老朋友,这个忙不好不帮。于是,父亲就答应下来,说会想办法的。待那人走后,父亲随即招了一辆出租车,不动声色地去天文台附近看了一圈,又叫自己的一个学生,拿上罗盘,到台湾“总统府”前面有模有样地勘察了一番。等到勘察完了,父亲就给那人捎去一句话:“告诉蒋经国先生,不碍事的;不过,为了把事情办得妥帖一点,最好还是给那个风水专家送一笔钱,叫他不要再吭声。”那个管事的人听取了父亲的建议。最终,天文台保住了,而蒋经国的眼病,还是请了医生去治疗。

第二件事是关于买四合院的。父亲曾托一个朋友在北京帮他物色买一座四合院。这个朋友收到委托后,跑了不少地方,经过仔细的筛选,终于选出了一处,觉得挺理想,那个四合院不仅地段好,面积大,而且价格合理。于是,这个朋友就向父亲报告了考察结果,催促他赶紧买下来。随后,父亲就派了一批学生前去看一下,并交代他们如果觉得好就赶紧买下来。大家到那所房子看后,大多数人觉得十分不错,但其中有一位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这位学生跟随父亲多年,自己又花了很多时间钻研风水的学问,自我感觉很有心得。他看完这所房子,就对父亲的那个朋友说,他觉得这里风水不好。他说这所房子的右边也就是西边,是一幢大高楼,根据风水理论,“左青龙,右白虎”,右边这座高楼一挡,风水就不好了。而白虎坐镇,将来必是小人当道,女人当道。听到这句话,另外一个自以为对风水有研究的人更是添油加醋地说,这所房子的门牌号是“一九四号”,这个号很不吉利,“一九四”同“要就死”谐音,寓意谁买下来谁就死。这个人一说完,把父亲的朋友吓坏了,担心如果买下这座房子,万一以后真有人出事,自己可担当不了那个责任。因此,这个朋友就赶紧打电话,向父亲报告“险情”。父亲一听,笑着说:“你不要管这些了,你不懂,赶紧把房子买下来就是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座房子最终还是没有买成,不过绝对不是因为风水问题。

父亲除了对以上诸学有所涉猎外,对咒语也进行过研究。和风水学一样,咒语也是旁门左道中的一个分支。咒语本来自佛教,梵文称之为陀罗尼,意译为总持。故密宗说:“一切声音,皆是陀罗尼。”可见,咒语在密宗里,是一种修持的方便法门。实际上,咒语不仅在佛门里有,在其他宗教里也有。父亲曾在自己的一些佛学著作里介绍过,也曾给学生传授过一些咒语。比如,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念的是“唵嘛呢叭咪吽”。父亲说,《济公传》里面的济公和尚,一辈子念的就是这个咒。小说传记上描写济公每次遇到妖魔鬼怪便拍一下后脑,念一句这个咒子,赫赫光便出现了,降妖伏怪,无往不利。

父亲注重结交人,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有过交往。早先,理教在黄河以北地区较为流行。这个理教,有个“五字真言”咒语,不同于佛法中的“五字真言”,是教内秘密,据说“六耳不同传”,意思是有三个人在场,就不能传授这个咒语,只能两两相传,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悄悄地贴到耳朵上传。得到传授以后,也只能在心里默念,不能出声。只有在大难临头之时,才能念出声来。比如,犯了法,临刑之时,大声念出这个咒语,就能保你不死。那么这个“五字真言”到底是什么呢?

有一次,父亲认识了一个理教徒,便问他理教的这个“五字真言”究竟是什么。那人故作神秘,左顾右盼,确定四下无人之后,悄悄地伏在父亲耳朵上,一字一顿地说出了那个咒语。说完,还捂住了父亲的嘴巴,示意他不要说出来。

听完那五个字,父亲暗自发笑,但碍于情面,只好忍住了笑。后来,父亲告诉大家,那五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父亲说,这多么可笑,但那么多人就是相信,真诚地信,真是不可思议。父亲后来听说了理教的另外一个咒语,也觉得很可笑。原来,那个咒语就是曾子《大学》开头的那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风水学和咒语,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旁门左道”,其中夹杂着很多迷信的成分,而这些成分逐渐掩盖了它最初质朴的学问。父亲对这些“旁门左道”都有过深入研究,但他并不迷信这些东西,而是积极寻求其中科学、合理的部分,让它们在当代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父亲通晓这些学问,故此,父亲的学生和他的一些读者中都有不少人认定父亲有神通,他们也都想跟着他学一些神通之术。试想,我等俗人凡身,如果见着哪个人有神通,是一定会崇拜敬佩得不得了的。可是,父亲真的有神通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神通。佛经里面的所谓“神通”有六种: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他心通;四、宿命通;五、神足通;六、漏尽通。父亲的一部分学生认为他是有“神通”的,是个得道的高人。

不过父亲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什么神通,对于一个修行人,嘴上挂着这些词语都是不到位的,如果被人说是有神通也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每当有人问我:“听说你父亲有神通,是不是?”我一定记住要远离这样提问的人。父亲也一再说过,喜欢谈神通的,必然离神经不远。我们人生来就是神通具足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哪个不是神通?把自己搞清楚明白以后,现有能力自然会更有能量,本是本体功能,不要当作什么特异功能来看。不过一般人对父亲的所谓有“神通”的看法,也就是一种钦佩的态度,所以无须苛责。

不过父亲却也有些常人难以理解的故事。比如,父亲对于一些老友、亲朋的去世,都会有心灵感应。例如,父亲的表兄在去世前一个月,因病住院,虽然病情反复,主治大夫却认为有好转的可能。对此,父亲却断言:“不可能的,过不了下个月的八号。”到了次月八号的晚上,他便写好一副挽联,通过传真发到医院,而这时,他的表兄情况还很稳定;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到了九号深夜两点钟,他的表兄就溘然长逝了。

虽然那么多人认为父亲有“神通”,但是父亲自己从来不承认自己得道,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神通”。佛门有语“制戒神通”,禅宗里也有“以神通惑众者,迁单”的戒条,此外禅宗还有“荷担慧命者,则不言神通,以平实为人,做人天表率”的训诫。父亲作为禅宗大德,对此自然烂熟于胸。所以,他对那些想跟着他学“道”学“神通”的人,是极力反对的。当有人说他有“神通”、有“道”时,他就会说:“我有什么道?我有食道、尿道。”他还常说“神通”和“神经”只差一字,没有得到神通不要紧,变成神经病了就麻烦了。

当然,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神通”,父亲是不赞成大家去追求的。但是,父亲始终认为,人有无限的潜能,如果通过某种方法,把人类身上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那么这就是极大的神通。在这个意义上说,历代禅宗大师有神通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佛经明训,公开演示神通是违反佛门戒律的。所以,由此看来,神通是世俗中人无从窥见和习得的。可惜的是,当今社会上有些无德之徒,以神通为幌子,招摇撞骗,甚至谋财害命,已经完全背离神通之原意。父亲对这些人是极为反对,也是极为鄙薄的。

六、维摩宣唱梁皇忏

现在父亲对大家最后的话,就是“平凡”,如是而已。

父亲的身体一直以来都是安好的。他多次说过,自己是不会进医院的。然而或许正如父亲自己所说,龙年对他流年不利。二〇一二年年初,父亲做了白内障去除手术后,他的生活起居逐渐受到了影响。他曾想请当年毛泽东的眼科医生唐由之以“金针拨瞳”的传统方法为自己治疗,无奈唐老年事已高,实在力不从心。父亲也只好采用西医的方法手术,却也没能使视力恢复多少,便又请张仁医生为他针灸治疗,这才渐渐控制了病情。

父亲一生用眼超时,到九十五岁依旧阅读不倦,他自年轻时起,就知道不断为眼睛做保养,但是不论修行养身的努力若何,每一个人都无法违背身体的自然规律,所以父亲在眼睛的问题上还是需要医生的介入。由于对中医的信任,他先请唐由之医生针灸,不过唐医生已经是八十六高龄,而且这“金针拨瞳”的手法也久不施行了,于是同学们又帮忙请了上海名中医师张仁来诊治。由于白内障摘除以后,父亲的视网膜有黄斑病变,视力逐步下降,所以找张医生来治疗。张医生说,如果早期治疗可能效果好些,现在只能尽力控制情况了。父亲也不强求,就笑着对张医生说:“控制就好,控制就好。”不过张医生还特别告诉父亲,可能会因为刺破小血管形成熊猫眼,父亲也不计较,轻松地说:“不要紧的,我现在也没讲座。就算是讲课也没关系,我可以找个墨镜一戴,蒙混过关。”就这样,父亲开始了几个星期的针灸治疗。

为了感谢张医生的援手,父亲送了他两本收入“太湖大学堂研读丛书”,由父亲亲笔题写书名的唐代著名医药家孙思邈的经典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张医生也在父亲的中药房里为他配制了一些调理的中药,用以维持疗效。六月下旬,张医生全家三口,带着女儿一块儿到太湖大学堂参观,也在父亲有名的“人民公社”餐桌上用晚饭。晚餐结束后,父亲送他们到门口,父亲双手抱拳对张医生说:“张医生,这扇门一直对你敞开,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只是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二〇一二年八月,父亲的身体出现不适,但他拒绝前往医院。为此,常随父亲身边的人只好请了一个大医院的医生来给他看病。医生建议父亲去医院做检查,但是父亲仍旧坚持不去医院。因为一直以来,父亲都是自我调理,药物大都是自己调的,只是偶尔才吃一些中成药。

八月中旬,父亲自我诊断后,决定闭门休养,不再接待访客。八月二十七日起,父亲不再去办公室,交代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就上楼报告请示。当时,在温州的二哥小舜和在香港的弟弟国熙得知后,都赶来看望父亲,恳请父亲去医院,但都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服用中药一段时间后,病情未见好转。九月十四日午时,父亲突然咳嗽不止,应是十分痛苦难受。过了很久,情况仍未见缓解。当时正轮到宏忍法师值班照料,她关心地问父亲:“老师,要不要改变方式,到医院去?”

父亲努力克制住咳嗽,微微笑了一下,说:“好吧!你要通知大家。”

于是,宏忍法师马上通知了我哥哥和弟弟,并联系了李素美、郭姮晏和马宏达等人。宏忍法师与李素美、何碧默(国熙妻子)、郭姮晏四人,在救护车上陪着父亲前往上海的医院。而牟炼、许江和郭彧嘉(郭姮晏弟弟)另外驾车随行。在动身前,父亲曾说了一句话:“此时要借用一下西医了。”父亲平日里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一直拒绝前去医院。但看到自己生病这一段时间以来,学生们跑前跑后,十分辛苦和不安,父亲内心十分不忍,于是决定还是住院为好,一来可以不让学生们身心疲倦,二来也适时做一下改变,尝试一下西医。

救护车在路上行驶了两个小时,到达医院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医生先给父亲做了初步检查,接着安排住院。在此期间,父亲服了医生开的消炎、化痰、利尿的一些药物,不久,他的咳嗽症状有所缓解,还上了几趟小号。此时,父亲的脸色好了一些,不忘开玩笑地说:“到上海来,就撒了三泡尿!”

第二天上午,国熙夫妇赶来,见到父亲,十分关切。国熙为了让大家的情绪不那么低落,故作轻松地说:“鸠摩罗什也害病啊,而且病了很久。”父亲听了,微笑不语,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当天国熙弟打电话到洛杉矶,告诉我父亲进医院了,情况不是很好。我立刻查看了护照,发现签证刚刚过期,需要马上再次申请。除了准备第二天去中国领事馆之外,我也立刻静下心,默诵心经和大悲咒,为父亲祝祷。

二哥小舜随后也从温州赶到医院了。父亲静静地看着国熙和小舜,忽然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们。”他们紧紧抓着父亲的手,哭着说:“爸,不要这样说,都过去了。”父亲多年来视家人为天下人,视天下人为亲人,公而忘私,不免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有所疏离。而他的对待,让外人误会南老师不喜欢自己的子女,或是与子女根本不亲,更有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冷淡疏离,所以父亲这句话,只是告诉我们他是明白的,我们也应该了无挂碍。说来不可思议,每次国熙弟来大学堂看望父亲,照样是要交住宿费的,好在大学堂的餐饮费用是父亲供养大众的,我们也随众免除了。不过能与南老师结上子女的亲,毕竟是有些华严因缘,本来就是万缘不缠一身轻的,这样的对待,就是一种助道的方式,让我充满感恩之情。

听弟弟说,在医院里,护士们看到父亲的不舒服,马上取相对应的药让父亲服下。服下西药后似乎立竿见影,父亲的病况好转了很多。这时,大家心里头稍稍放心。父亲也不愿耽搁麻烦大家,就让李素美之弟回台湾去了。而国熙当时也感冒了,父亲以怕传染为由让他们夫妇二人不要作陪,即刻回香港。

住院第三日,父亲状态转好,一上午都与前来探望的人闲谈,还特别嘱咐郭姮晏赶快回去照看实验学校。可是,到了傍晚,父亲的身体又开始不太舒服。不过,父亲宽慰大家说:“没有什么,不要担心。”

第四日上午,父亲喉中有痰,呼吸不畅。国熙他们赶忙又从香港飞过来,而之前回去的许多学生闻讯又赶回来,马有慧、彭嘉恒夫妇也从香港赶来了。我这时已经订了机票,排了行程,即将赶赴上海。

医生经过初步检查之后,对父亲呼吸不畅的情形,建议必须进一步检查,查找病源,才能正确诊断,彻底治疗。父亲同意了,并于当天下午做了核磁扫描检查。次日,检测报告出来了,显示肺部有真菌感染,另有一小处有阴影,看不清,无法判断是什么。医生说,如果要彻底查清楚,还需再做切片检查,但老人家一来年事已高,二来太瘦,怕无法承受那种痛苦和手术,所以医院方面不建议做。医生最后说:“我们的能力到此为止了。”

听到这样的决定,马宏达心痛地对父亲说:“老师,接下来要靠您自己-了。”

父亲这时候已经无法说话,就用笔写下:“明白,好!”听弟弟说,随后又有学生们来去,父亲就再写下两个字:“平凡。”我可以了解,这就是父亲一生修行的总结。社会上关于父亲的言论很多,有神化的,有妖魔化的,有赞美向往的,有顶礼膜拜的,最多的还是真实懂得修正自己的,所有的反映就是镜中的倒影,自家的心性而已。现在父亲对大家最后的话,就是“平凡”,如是而已。

此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

住院这几天来,父亲不像别的病人,他极少躺着,和在家里一样,坐在床上,有时候盘腿,有时候不盘。父亲听了医生的“告知”,写完字后,开始活动颈部、腰椎,继而安静地坐下来。半个小时以后,相同动作再做一次。如此反复三次,终于稳坐不动,姿态与平日打坐并无二致。大家安安静静地,围侍在病房周边,没有人说话。

从傍晚开始,父亲始终保持这样的姿势,安详从容,气定神凝。

是夜,宏忍法师等人继续守护。

次日,也就是十九日,早晨六点四十分,一缕缕阳光照进病房。宏忍法师正在准备为父亲洗漱,忽然听到父亲身体里传出一个像开关突然关了一样的声音。她连忙上前,试了一下父亲的鼻息,没有呼吸了!再摸一下脉搏,极其微弱,近乎没有了!

宏忍法师急忙通知医生。医生第一时间给父亲做了心电图检查,屏幕显示已经没有心跳。所有人紧盯着屏幕上那一条直线,它似乎没有尽头,毫不理会大家焦虑担忧的心情。病房里只剩下仪器的嘀嘀声,偶尔屏幕上那条直线凸起一点点,大家都齐刷刷地转头望向医生。医生摇摇头,灭掉了所有人心里头的一丝希望。

不一会儿,国熙夫妇、宋钏、小舜哥、李素美、郭姮晏、阿驾、马宏达、彭嘉恒夫妇等人陆续到来。

医生和小舜哥都检查了父亲的眼睛,发现瞳孔并未变大。于是大家商议,决定在下午两点护送父亲回大学堂。收拾停当,准备出发前,小舜哥又一次检查了父亲的眼睛,瞳孔依然没有放大,而且他发现父亲的脸颊现出红润的光泽。大家看到了,谁都不说话,只在心里默祷。

父亲回大学堂坐的是大学堂的商务车。据说马宏达和王洪欣(大学堂拳术老师)分别坐在第三排座位两侧,他们的腿上铺放上软垫,父亲躺在垫子上,周围用软枕垫着。第二排座椅向后转,与第三排相对,阿嘉、小牟、小乌和马有慧四人面对着父亲,一路护送随侍。车子由小许驾驶,郭姮晏坐在副驾驶位。

十九日下午两点多从医院动身,四点多回到大学堂。大家把父亲放躺在卧室的床上。卧室外是书房,书房外是医药室,医药室门外是通向走廊的楼梯,这个门是父亲出入之门。

当晚,三人护持,各在一间屋中,两班轮值,共六人。从那时起,每一晚都有人护持,学生们的愿力是,父亲是入定的,依旧有随时出定的可能,大家更要加倍用心。此时每一位都是家人,都是学生,这两者名称之间,已经毫无界限。

国熙弟在电话里语带哽咽,断续无常地告诉我说,这次父亲真的是要走了。我们以往曾经谈过父亲往生方面的问题,弟弟此刻低落的表达,虽然说得不清楚,但是我了解父亲转化的时候就要来了。这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心里我们相信父亲应该是要过三位数的年纪以后才会走的。如今要走了,应该是度化大众的缘分已了。父亲自从开办东西精华协会以来,大致有四十五年,也和本师说法的时间差不多。因为当时美国的生活变化,我有一年多未赴中国探望,需要再签证和买机票,时间上非常紧迫。弟弟不禁叹说,你大概来不及见父亲一面了。

挂了弟弟的电话,我先立刻放空,让全身释去触受,让心安住一会。这个人世间做子女的,最大的、最后的、最伤情的时刻,最是考验个人的修行。母亲去岁辞世,姐姐们和我,虽然悲痛抠心,但是都可保持正定,除了在心口意念着心经,祝祷母亲有情接引之外,我们时而步出室外,放声抽泣一阵,但是只要回到母亲的身边,必然微泣助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安排所有世法的程序,顺顺利利地送母亲往生。现在我远在他乡,知道父亲周边,视父亲如父如亲者众,其情伤不下于子女。此刻我与天下人同亲,与天下人同悲,与天下人同心。数刻更漏之后,将心来用,用之则行。先是规划申请签证,然后订机票,安排家事。

父亲是禅宗大德袁焕仙最为得意的衣钵传人,当无异议。父亲的学生遍天下,只是先前一代,尚有文化底蕴;后来一代,则仅有文化爱好了;其间差异似微,实则极巨。虽然父亲在辞世之前,没有指定自己的衣钵传人,但是,有诸多弟子在世界各地继续发扬父亲的精神,父亲已撒种子,已垒沃土,但看将来苗生何处,花开哪时就是了。旦复旦兮,他开拓修建的文化大道,必将更加广阔舒畅。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盖棺定论。如今,父亲已仙逝,关于他的地位和成就的争议逐渐扩展开来。父亲身前身后遭受的毁誉,非常人可以想象,也非常人可以忍受。不少人尊父亲为当代大儒、国学大师、禅宗大师。不过,也有不少人视父亲为高级策士,“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是个骗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对此类争议,不论是赞誉,还是毁谤,父亲根本就不以为意。早在多年前,父亲就作了一首《狂言十二辞》来概括他的一生:

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人半鬼之世。

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

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

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

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

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

父亲在病榻最后告诉诸生的话,唯有两字:“平凡。”

信哉斯言!

附:南怀瑾先生给二儿子南小舜先生的信

请转交南小舜即转

曼燕女:你的来信收到了,告诉你母亲,过年时,我正忙得不可开交,那有时间通电话拜年。就是接到别人拜年的电话,也心惊胆怕,希望不要打电话拜年,实在浪费我的时间与精神。请他谅解。

你们要办轮船公司到上海,我看了也是心惊胆怕,凭你们缺乏现代国际常识的经验,怎么可以?你们又要找外商、港商挂钩,我也不敢。因为世间最难处理是亲情,到了成功或失败,有亲情更难办。这些道理你们不懂的?况且我为了一条金温铁路已经够累死我了,你们不能帮上忙,以少找我麻烦烦恼才是正办。试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七十多岁的老爸爸,你们自己还要活不活?我一生也没有靠过父母兄弟姊妹,这种精神,应该学会自立。

如果你们只要外商出面,不要拖累别人,我为你介绍一位温州在香港的外商胡小江,他的太太叫陈秀雯,现在温州,你们可以坦白与她商量,他们可借公司名义与你们办。但要合理、合法、合情,千万不要将来拖累别人。陈秀雯温州家里的电话:二三三七五九,我已经对他说过,你们谈来再说。日下午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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