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南怀瑾_第7页 :第六章 传灯祭酒觉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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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父亲对杨斯德讲起了近代历史:“当年大家一起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中华共和国,旗帜是五色旗。后来袁世凯称帝,国民党不得不发动北伐。北伐胜利,国民党把中华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其实,这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似乎非改朝换代不可。等到两党一起抗日,仍然在中华民国旗帜下。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杨斯德说:“南老,这是历史问题,我们不予置评。中央坚持和平统一,但是不承诺放弃武力。”

没有听完杨斯德详细阐释,父亲就说:“现在你们说要统一,那除非是兵临城下,台湾不得不投降。如果你们现在硬要出兵攻打台湾,胜败尚不可知。即使你们拿下台湾,也将使二千万人变成一千万人,台湾成为一个荒岛,再不是美丽岛了。既然我们是朋友,希望两岸不要打仗。”

贾亦斌连忙说:“不会打啦,不会打啦。小平同志有过批示,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南老若不相信,我们下次带给你看。”

父亲这才平息了激动的心情,继续与杨斯德交谈。这次交谈对父亲的触动很大。他了解了中共最高层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周之后,贾杨二人回京。其间,三人又多次见面。临别之际,父亲郑重表示,自己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带走了一盒与父亲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有关领导汇报。

杨斯德与贾亦斌刚走,父亲就吩咐李素美即刻启程,飞赴台湾,将同样一套录音带送给李登辉。父亲还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前“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志诚,你告诉叔叔(指李登辉),那边有贾亦斌要带朋友来,你懂不懂朋友啊?”

苏志诚答:“听懂了。”

父亲说:“你告诉他,快派人过来。”

苏志诚说:“老师,我们没有人去,香港不能去的。”

父亲说:“你可以去找安全局长,他们做特务的什么身份没有,尤其是你现在要办多少个身份都不难,随时可来。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

可能是出于对大陆的不了解和畏惧,苏志诚还是没有来。

录音带送过去了,父亲却没有收到李登辉的回应。父亲原本以为有很大的机会促成双方的会面,但是,一来,父亲多少有些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二来,尽管双方代表密谈不算是特别重大的政治事务,但也不是小事一桩,时机也很重要,并非一时半刻就能促成的。父亲慢慢也想通了,这件事情需天时地利与人和,面面具备,才可能完成。

虽然两岸代表会谈这件事情暂时落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沟通,父亲与大陆的关系日渐密切起来。其中,修建金温铁路这一件事就让父亲与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前前后后长达十年之久。而金温铁路的建设,也有贾亦斌牵线搭桥、极力促成之功劳。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父亲电告李登辉,请他让苏志诚设法来一趟香港,以便了解大陆谈判的意图。李登辉也迫切想要知道大陆方面的底牌。因此,过了年以后,在李登辉的授意下,苏志诚首次秘密赴港,传达了李登辉的邀请,希望父亲回一趟台湾,共商大计。

一九九〇年九月八日下午,父亲在阔别四年之后,终于重返台湾。当天晚上,父亲与李登辉会面,地点在李登辉的台湾“总统府”。李登辉把父亲请进自己的书房,仅留苏志诚一人作陪。

父亲也不客气,落座之后,便反客为主,说古道今,纵论天下,晓以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李登辉一改往日自己一言堂的做派,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称是。

父亲最后说:“你先不要管大陆出兵不出兵。蒋家把天下交给你,他们是自己打下来的。你没有威望,要有德望。台湾现在外汇存底有八百多亿美元,你先管内政。蒋经国先生有十大工程,你应好好利用八百亿美元为老百姓做点事。”

次日晚,父亲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深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父亲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李登辉听完,甚是惊讶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竟然不知道该怎么作答,一脸尴尬地目送父亲离去。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父亲的引荐下,贾亦斌陪同台办主任杨斯德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在香港会面,国共双方重启会谈。会谈地点依然是父亲在香港的寓所。

第六章传灯祭酒觉有情(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二)

五、一无所长无所是

预测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这种学问,父亲的态度十分明确——可以研究,但不要盲目。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一种文化长盛不衰,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包括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等活动在内的术数文化。这些术数文化,是从道家文化中逐渐剥离出来的。虽然在科学日渐昌明的今天,术数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但就目前为止,这种文化在民间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大街小巷,在人群集聚的公园附近,甚至是在路边,我们还是经常会看到一些自称能通晓古今的人在招揽生意。其实,这些人所掌握的术数,是十分“低端”的,与几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进,而与真正的道家文化精髓,自然也毫无关系。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旁门左道”也“与时俱进”了,换了一张新的面孔,披上新的马甲,继续纵横江湖。现在,社会上提倡学习国学,因此,有人便利用“国学热”的效应,打着《易经》的旗号,到处做宣传、办培训班。于是,一些在古代很简单的知识,甚至一些民间信仰,经过别有用心之人的包装,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科学”,成为牟利的工具。这基本上就是利用人的贪念和心理学,进行的财物或是人事的欺骗。真正穷苦的人是不需要任何未来预测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每天必须努力生活。但凡有了财产或是地位的人,就开始有了恐惧,害怕失去,正好让人有可乘之机,本来不会受到损失,反而因为想多得而多损。

其实,无论是看相、算命、测字、看风水,还是民间流行的据说能够包治百病的气功,或是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无一例外,都是道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东西,历来都被归为“旁门左道”。对于这些东西,父亲基本上都做过研究,无论是看相、算命还是看风水,只要他愿意讲,就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父亲和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文化人一样,虽然不一概否定,但也并不提倡这些东西。

一方面,他认为,这些东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中一些内容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说《易经》这门学问,现代人只能偏重于其中的术数应用,而不能真实地去探究它的原义,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大损失。父亲在《易经杂说》里,提到古人对易经的看法是“洁静精微,易教也”,据说这是孔子整理《易经》所做的评语。这句话点出了《易经》的真实性,既富哲理,又符合科学,不过现代人只能用到它的极小部分,同时思考上又被文王著的周易所限制了,这让老祖宗的智慧沦落为街头小道,甚至有人误以为它就是占卜学说,可悲可叹。以我的了解,我们必须回归到易学的起源,重新思考它的理象数问题,必然可以对后代的中国心理、科技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真理实相是万变的根源。

不过,《易经》作为占卜之书,其中一部分预测还是有道理的。因此,父亲的意见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一概归于迷信的行列而完全加以排斥。

另一方面,父亲不做看相、算命这些事,也屡屡劝诫别人不要迷信,更是坚决反对有人用这些东西去赚钱牟利。

父亲虽然对于这些术数文化颇有研究,但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一无所长,一无所是”,下面,我就谈一下父亲对于这些术数的研究和运用,让大家了解一下父亲的博学多识。不然,不了解他的人,真就要被这句自谦之语所“蒙蔽”了。

在这些术数文化中,预测是一门流行至今的学问。预测学并非中国所独有,古今中外,都有这方面的著作和学说。前些年在全世界流行的世界末日理论,就是源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而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以《大趋势》一书名扬世界后,又相继写了几本关于预测的书,这些书也无不风靡一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预测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似乎更大,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中,道家中人尤为擅长。平民百姓津津乐道的所谓“参透天机”“通晓古今”,都源于预测之学。而与预测学相随而出的,有许多预言之书,如《推背图》《马前课》《烧饼歌》《梅花诗》等。父亲遍览中国古籍,这些书他都有收藏,于他而言,自然并不陌生。

父亲虽然从来不提倡这些东西,但是对道家的学问却极为推崇,特别是《易经》中的预测学问。因为正统道家学说,是在宇宙万有和性命修身上,别有所长,而且是中华文化百家源头。我们的文化本来没有什么家门派别的,只是战国时代,因应不同理论游说,才有区别观念;而《易经》本来是不分什么道家、儒家的,是中华古文化里每一个读书人都会研读的理论学说。所以父亲也精通《易经》,偶尔用《易经》里面的方法来进行预测,而且每次都能应验,这让我们惊叹不已。不过,父亲从来不讲预测的过程或者方法,他一般只讲预测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莫名惊叹,却无从知晓这些结果是怎么来的,也不了解父亲是如何运用《易经》来进行预测的。只是听他提到“去年是雷水卦,流年不利,今年是未济卦”之类的话,但都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因此,对于未曾真正读透读懂《易经》的人来说,父亲的话依然是不知所云,听起来一头雾水。

有一次,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谈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很多人对中国发展过快表示十分担忧。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笃定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候。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国的内忧外患一直不断,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是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中华民族将有二百年的好运。但是好运能持续多久,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很好地把握住。谈话结束之后,大家都望着他,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却没有人追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父亲只讲结论,不讲预测过程。或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唯愿父亲的预测能够成真,更愿这个民族能够恢复雄风,把两百年变成五百年的兴盛。

父亲不仅预测大事,有时候,对一些小事也会进行预测。之前,父亲曾于香港办了一个公司。公司自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和其他的公司一样。当时,公司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同时兼营房地产生意,也投资股票、黄金、外汇等业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香港的房地产、股票市场受政治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经常大起大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股票和房地产行情普遍不被看好。在大家对这类生意一致否定的时候,父亲独具慧眼,认为此时买入这类股票,日后必定会赚钱。于是,他就让周围的人大胆吃进,果然,跟着他大胆买股票的人,后来都大赚一笔。

不过,父亲终究只是预测,所以“失算”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一次,父亲在谈论到某只股票时,对其颇为赞赏,认为将会大涨。有人听到这句话,就跑去买了那只股票。结果,事与愿违,股票渐跌,那人被死死套牢了。后来,那个人见到父亲,忍不住埋怨他,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听他的话。父亲听闻此言,微笑着说自己又不是先知,谁叫他听的。说完,他和那人都笑了起来。实际上,即使父亲真有这种“通天”的能力,他也是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在这些小事上的。所以,把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拿着它去寻求利益的人,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父亲对大事、小事都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父亲来说,是平常无奇的。但是对于常人而言,这哪里是平常无奇,简直是神乎其神了。所以,父亲在众人面前预测事情,从来都是极为慎重的,生怕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导致听者误解了本意,生搬硬套,生出是非,平添麻烦。

因此,每次茶余饭后,父亲要预测什么事情时,都会在开头先加上一句“现在我讲一点迷信的话,根据《易经》”云云。如此一来,父亲首先表明自己的预言不是凭空乱说,而是有依有据的,而且不管自己做出什么预测,都会因为事先的“迷信”声明,而免去了责任。其实,倒不是父亲怕事,而是他历来对于预测之事持慎重的态度。有时候,在讲完之后,他还会开玩笑地说:“这是我们的党内秘密,大家不要出去乱说。”他说的这个“党内”,自然是指当时在座的一班人。当父亲根据《易经》讲今年是什么卦,明年是什么卦的时候,显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参考,并非当作金科玉律。这是需要听者去自行分析和判断的。但不知道是因为某个“党内”成员过分崇拜父亲,把父亲的话当圣旨,还是因为“党内”有人无法“保守秘密”,总之,父亲的说话内容,最终大多都会“泄露”出去。因此,有时外面一些流言满天飞,但是其意已与父亲的本意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预测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于这种学问,父亲的态度十分明确——可以研究,但不要盲目。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可以研究”,那是少数人的事,哪怕研究一辈子却一事无成,也不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毕竟那只是少数人的事;“不要盲目”,一旦盲目的人过多,则就变成多数人的事了,便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

父亲曾结合孔子在《系传》里的“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句来具体阐释过自己的态度。父亲说,中国过去在科学上,以天文法则看天象的演变,就是除了天上的气候、宇宙气象的演变有一套法则之外,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找出孔子所说“易为天地准”的道理;所以,我们推崇《易经》,但也不要推得那么高。孔子说“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就推得太高了,等于说,宇宙里任何法则,人事物理,一切事一切理的原则,没有超过《易经》的范围。父亲的这个态度,不仅早就写在书里,而且经常挂在嘴上,但是他的意思是孔夫子的说法,还没有得到更实在的验证,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支持这句话的论证,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夫子的说法。

在父亲的影响下,周围的朋友和学生大多认可父亲对预测的态度,但是还是有人过度迷信,执念难除。有一次,一个学生拿着一篇阐释《黄蘖禅师诗》的文章,不远万里来向父亲请教。那个学生很认真地说:“这篇文章很好,解释清朝十个皇帝的事都很准确。”然后,他请教父亲,台湾会怎么样,自己该怎么办?父亲十分生气,狠狠地将他批评了一番。父亲说:“你怎么越学越迷信了,不要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啦,我一辈子不搞这个的。你问我台湾会怎么样,我怎么知道?至于你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来问我有什么用?”

父亲不迷信预测,因为他清楚,《易经》并不是每次都能准确预测未来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能根据各种信息,对所面临的事情给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推论,这就使得父亲在别人眼中成了预言家。事实上,父亲几乎每次都能预测准确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这几个条件,又是常人所不容易完全具备的。

首先,父亲极度熟悉中国历史,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在对国内外大局形势走向和待人处世上,有足够多的经验可以借取。他可以站在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去审视眼前的事情,拨开云雾见青天,而不会被眼前的“乱象”迷了眼。因此,国内外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对此感到突兀,而父亲早就看透了前因后果。于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能使父亲吃惊,什么事情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样。

其次,从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来说,《易经》上讲人生,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吉、凶、悔、吝”,人生中如意事不过只有四分之一,而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人生中的任何事都无法逃脱这四个字。而这些人世的喜乐哀苦,父亲早就尝遍了,甚至可以说,他早就跳脱出此岸的苦海,至于荣辱得失,更是早就不记挂了。父亲超然物欲之外,做事不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因此在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时,他能做到冷眼旁观。

再次,父亲一生做事遵循“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原则,做事时追求完美,要求事无大小都要尽力做好,但是对于结果就不刻意追求完美,凡事随缘就好。这是他律己则严的个性使然,当然我们子女也自小受此熏染,脾气个性也多与父亲相似——在对人要求上,固然希望有等同个性的人来相应,不过经过生活的历练,自然也能够做到豁达和潇洒。在我看来,父亲在面对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时,总能迅速做出判断,这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实则是因为通晓情理的结果。

最后一点,父亲在和朋友日常交往的过程中,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对很多事情进行预测。如果说得准了,朋友就会把话不自觉地传播开来,倘若说得不准呢,朋友们也没人会把话记下来,将来与他当面对质。于是,不知不觉中,大家就把父亲看作是预言家了,认为他预测得非常准,而忘掉了其实他也有预测不准的时候。

至于看相,父亲也有自己的心得。和预测一样,看相也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门学问,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市场。父亲虽然很少公开给别人看相,但是历史上的各种相书,无论什么派别的,他都研究过,而且还会运用“麻衣相法”“紫微”和“子平”等各种相法。识人相面之书不可胜数,而父亲只对其中两本书颇为推崇。一本是曾国藩的《冰鉴》。该书记载了曾国藩自己识人的各种技巧,提出“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穷通看指甲;寿夭看脚踵;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曾国藩的这几句总结,深得父亲之心。父亲认为这些话很有道理,而且比较科学。因为看相是古代的形名之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研究人的科学。另一本是曹魏时刘邵的《人物志》。父亲说,这部书比起国外的“人物管理”和“职业分类”等学问要高明许多。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涉及识人看相的学问时,父亲就会要求学生去读《冰鉴》和《人物志》。

看相虽也被列入“旁门左道”,但父亲不轻易地把它斥为迷信,而是认真地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对于看相,父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法,并且在平常的处事待人中,经常加以运-用。

父亲相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个人的长相,二是个人的举止仪态,包括衣着边幅。一个人的长相是天生的,无从改变。而举止仪态则不同,是后天形成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官员,对举止仪态似乎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父亲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很注意的一个细节。父亲出生于民国时期,从小接受的教育学问就是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的,这些礼仪经过几代人的革命,已经逐渐消失了,到了今天,几乎荡然无存。普通人的举止仪态,或许不算是大事,但是在官员身上,它的影响就大了。现在传媒高度发达,公众人物的所有细节,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民众面前,无所遁形。这时,一个人的举止仪态,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

帝王将相有他们的相,平民布衣也有自己的相。父亲既给别人看相,作为一介草民,也被人看过相。父亲小时候就被一个相士看过相,这在前文已经提及。后来,父亲老了,也有人给他看过相。大家都说父亲的相很好,给他最普遍的评价是“仙风道骨”。父亲个头不高,体重不足一百斤,是一个瘦小的老头。但是当你站在他面前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父亲不怒自威,身上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同时,父亲慈眉善目,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虽然面相是先天形成的,但父亲的仪容仪表,同他一生修禅学道也有很大关系。港台一些有名的相士,还有父亲的学生中懂相法的人,都给他看过相。父亲听了他们的论断,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真正的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主要是看这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

父亲有一个相士学生,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在台湾很有名气,人送外号“刘神仙”。他看相算命要价很高,一次要好几万块钱。有一次,他得空要来看望父亲。彼时,父亲还在香港居住,于是他就从台北飞到香港。他刚一见到父亲,没说几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聊起了看相算命。父亲劝他不要再从事这类事情了,收摊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如今时机不错,可以到大陆投资做生意,自己可以帮助他找路子。但是,这位“刘神仙”对于父亲的提议,完全听不进去。他继续谈论自己的老本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讲得头头是道。最后,他对父亲和周围的人说,给大人物看相算命,更容易成名。对于他的侃侃而谈,父亲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礼貌地再次劝他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