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南怀瑾
【欢迎来米花书库看书,我们竭力为您推荐精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掉,我们的努力更新在于您的热情参与 】
第5页 :第四章 西出阳关啸东风回顶部章节目录
像许多学生一样,“三剑客”中的林曦表哥,也常年追随在父亲左右,父亲对他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林曦表哥后来曾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国外遇到过不少科学界的顶尖人物,他们的教学方法给他的震撼和感动,都只是局限于片面。而父亲当年所运用的教学方法,无论似雷霆或如雨露,在他的回忆里,永远是温暖的春风,父亲对他的影响历久弥深。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父亲先后主持了六七次禅七,林曦表哥总共参加了四次。父亲的禅风与当代宗师大异其趣,他接引学人的手法,既非临济喝、德山棒,亦非赵州茶、云门饼,而是将禅机和诗情融为一体,禅中有诗,诗中有禅。再加上父亲应机垂示,含摄万端,变幻莫测,引人入胜,直扣心扉,令人如饮醍醐。父亲的禅七手法堪称出类拔萃,为当今之一绝,他的禅颇似七宝楼台,眩人耳目,仰之弥高。

父亲历年接引的学人不下千人。他常引用百丈禅师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不过,在末法时代,上上根器之人,稀似凤毛麟角,难遇难求。

最令人称道的是,父亲应机教化之手法。一天,林曦表哥正在为父亲整理文件,忽听敲门声骤起,他一时分神,将文件散落一地。父亲见状,面带微笑地走到他身旁,帮他整理,并悄悄对他说:“临危必须镇定,慌张只会误事,回去看看《世说新语》,你就会明白。”第二天林曦表哥翻阅《世说新语》后,发现历史上那些非常人物,果然都雅量非常,临危应变,无不从容镇定。

可见父亲的禅,绝非空洞高渺的理论,而是无孔不入、与生活圆融相通的实践。比起对佛理的一味钻研,父亲更看重切身的修行。

然而唯识由于名相太多,必先向修行者解释,因此多数修行者容易陷入名相之中反复钻研,最后变成一个唯识学者,反而偏离了修行。在这一点上,出家人则具有一些优势,他们比较重视将佛理与修持配合进行研究。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父亲不愿将他讲的唯识整理成文字。听讲和读书对人的效果相差甚远,上课时的方便讲解和浅显说明如果化作文字流传,可能会使人理解产生偏差甚至误解。这样做便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东西精华协会在成立以后,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比如为乌来、石门、大湖等偏远地区的小学送救济衣物,积极为紧急受难的灾民或社会团体筹备赈灾捐款,以及修建育幼院,给受刑人捐赠医药,等等。不仅如此,协会还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这些贫困学生因为需要忙于兼职以维持生计,自然难以同时做到成绩优异,所以助学金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

这些公益活动,都是在父亲的领导下默默进行的,甚至有些设立助学金的人还会特意隐去姓名。例如,有个人在记事册上只留下“张氏助学金”等字样,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此外,父亲早期的学生沈翰初,英年早逝,他的家人将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捐赠给协会了。那时的五十万元,还真是笔大数目呢。

第四章西出阳关啸东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

四、剧怜高处惊风雨

为免父亲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也有意借由“十信”事件来瓦解“南门”势力。

一九八三年年底的一天,深夜两点,父亲还在读书。忽听敲门声骤起,开门一看,竟是只穿了睡衣与拖鞋的马纪壮。堂堂一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在深更半夜穿着睡衣来访,不免令人错愕。

父亲问:“什么大事,如此仓皇?”

“老师,你怎么看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这三个人?”马纪壮也不客套,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他的问题。

单从他的张皇失措和这三个名字,父亲就立刻明白了马纪壮的来意。原来,此前父亲就已从学生口中得知,蒋经国先生知道自己的身体很糟,随时都有可能出状况,因此,他一直对提名就任第二年(一九八四年)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人选一事很是头痛。现任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谢东闵是不错,但他年事已高,并没有续任的意愿;曾经刻意培养的孙运璇又突发中风,无法继续任职。左思右想之下,蒋经国先生脑子里只剩下“省主席”邱创焕、“内政部长”林洋港以及台北市长李登辉三个人选。马纪壮来不及更换衣装便在深夜来访,恐怕正是应蒋经国先生之命,前来征询候选人的意见-的。

“我跟这三个人都没什么交情,很难说得上意见。”父亲不愿引火上身,因而并未直接发表见解。

尽管父亲平日谨言慎行,且向来远离政治,然而,风暴最终还是不期而至。这还得从一桩经济案件说起。在父亲那里上课的蔡辰洲,是当时台湾首富蔡万春之子。蔡家最初不过是农民之家,后来因经营酱油产业而发迹。随后,蔡家逐渐将经营范围扩展到百货、建材、制药、贸易等方面。由于蔡万春经营有方,他于一九五七年被选为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理事会主席。从此,他先后担任“十信”理事达十五年(五届)之久。蔡万春任职期间曾到日本访问,发现日本金融、保险及信托业甚是有利可图,回台后便立即成立了国泰产物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国泰建设及国泰塑胶等企业。此时,蔡万春将其他三部门交其三兄弟分营。“四分天下”使得蔡家在各业均有很大发展,尤以蔡万春的人寿保险获利最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蔡家已成“国泰王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蔡辰洲出任“十信”理事会主席。“十信”成为台湾规模最大的信用社,到一九八四年,“十信”的存款额达一百七十多亿元,贷款额一百二十亿元,这也令蔡辰洲敛财甚巨。国泰企业至此进入大力扩张阶段。但不少被兼并的企业是蔡辰洲以“吃倒账”的方式接管过来的,并非由他亲手创建。这些企业或因向“十信”贷款而后无力还款,或者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而被蔡辰洲吞并,成为他旗下的企业。

然而这些企业多是亏损企业,蔡家将其吞并后,也增加了自己的财务负担。为了维持经营,蔡辰洲开始以国泰塑胶公司的名义,向民间调度头寸,以高利率吸收资金,利率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四左右,是一般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四倍多。况且蔡辰洲是“立法委员”,拥有庞大的家族资产。在普通人眼中,这一投资自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许多人为了赚取高利息,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蔡辰洲的国泰塑胶公司名下。蔡辰洲通过这种方式汇集了不少社会资金,但利息压力也很沉重,许多关系企业还需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于是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后来,蔡辰洲已无力支付银行利息,他就利用职权将“十信”的资金挪用到他的关系企业。挪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利用人头当贷款客户,高估低价值的土地作为抵押品,从而大量套出信贷资金。而他为了当选“立法委员”,也曾动用了不少“十信”的资金,这是最普遍的政治投资。蔡辰洲的行为引起了“十信”内部一些员工的不满,不断有人向财经部门告状揭露。尽管有关当局也曾多次检查“十信”违规经营的情况,但蔡辰洲差不多每次都能过关,而未受到任何处罚。

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调查局”终于将一份长达七十八页的关于“十信”违法经营的秘密报告呈送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曾以“打虎”闻名的蒋经国先生对商人素来没有好感,便当即批示财经部门依法处理,不可姑息。一九八五年三月六日,蒋经国先生指示,要彻底整顿金融与经济犯罪,依法办事。债权人见此情景,纷纷到蔡家的“十信”“国信”与来来饭店等企业门前抗议,要求蔡家偿还债务,蔡家的商业帝国由此被彻底摧毁。这场瓦解蔡氏家族王国的金融风暴,在台湾引起连锁反应。许多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出现挤兑和退票风潮,债权人和其他受害者纷纷游行示威。连政坛也因此产生震荡。

三月十一日,“经济部部长”徐立德因其在“财政部部长”任内对“十信”违法经营负有道义责任而辞职。到了三月中旬,“十信”与国泰信托公司十多位负责人被收押。不久,蔡万春、蔡辰洲及国塑集团理想公司董事长萧政之三人以违反“票据法”之罪被起诉,三人的财产也被查封。萧政之锒铛入狱,被判刑一年又八个月。因萧政之是王升的亲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升也被外放到拉美当了“大使”。

这些事件其实都与父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但由于这个案子牵连了许多特别班的学员,外界不免将舆论的矛头指向了父亲。一时之间,“凡与南怀瑾沾上点关系的大员纷纷失势”的传言甚嚣尘上。

而恰在此时,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蒋彦士请李省吾传话,对父亲说:“蒋(经国)先生认为老师是新政学系领袖。”

“政学系”是国民党里的一个派系,人数不多,但一段时间里,曾在蒋介石身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时,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就是由“政学系”的杨永泰等人提出来的;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也是由他们炮制的。此后几十年里,“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部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蒋经国说父亲是“新政学系领袖”,以其多疑的性格来看,肯定是对父亲有所怀疑,认为他图谋不轨了。

“这个话严重了,我得走了。”尽管心底磊落,但面对如此棘手的情景,父亲也自知身不由己。瓜田李下,是非由人。他知道任何辩解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走为上计”。其实父亲招来这些风传也并不意外。当时,因为这些特别班的学生身份特殊,父亲的寓所门前经常停着一二十辆高级轿车,还有不少便衣安全人员整夜在外巡街保卫,这自然有些树大招风。而特别班还请父亲讲谋略,父亲因为身正心明,也便没有推辞。于是,父亲就编了一套“正统谋略学”的书,将春秋以来的诸家兵法全部归入其中,这些也都给当局留下了口实。

为免父亲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也有意借由“十信”事件来瓦解“南门”势力。在蒋经国看来,这种势力,早晚会出大问题。所以,他不能允许所谓的“新政学系”在他的眼皮底下继续存在并壮大。父亲说过,这时的文官武官都有自己的学生,都来听过课,这就犯了一个忌讳,所以他离开台湾实在是“盛名之下,不可久居”。

父亲在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时,和他的同学们在南京见过一面。当时大家还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要去台湾,毕竟只是政权的变革,不像离开台湾是整个大环境的改变。那时父亲就说过:天下事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决定做个世外闲人。等父亲到了台湾,他决定定居岛内。谁知道三十六年后的他,竟然有如此的名声。虚名之下,祸害自身。如今竟然要离开这个居住最久、朋友最多的乐土,那份感觉只有不胜唏嘘了。

这一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了。在台湾这座小岛上,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迅速传到每个人的耳中,令人不安的气息笼罩民众的心头。有的人说,正是为了转移大家对江南遭暗杀一事的注意,官方才一举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将其抛出作为吸引民众目光的第二战场。官商之间自古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界的动荡自然也牵动了党政界的神经,没有人知道蒋经国想要把这剔除异己的罗网撒多远。于是另一种不安也弥漫开来,只是感染的范围缩小了。这次,民众是看戏人,而政坛中人则人人自危。一九八五年整个上半年,这场戏锵然开场后便一直紧锣密鼓,戏中人唯有踩着幕后人的鼓点,依照早已设定好的剧本唱念做打,并时时担心自己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

父亲心知人言可畏,为避免招致欲加之罪,他已决定离开这座生活了三十六年的美丽岛屿,前往他地暂避风潮。我在父亲到美国住下以后,马上打电话给父亲请安。一时之间,我百感交集,告诉父亲,非常高兴他及时来美国了。虽然没有身处台湾的环境中,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父亲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峻。其实我一直没有和父亲提起一桩令人伤心的事,在我高中时,台湾某单位就已经派了“职业学生”与我交往,甚至后来还与我拜把子做兄弟,就是要更进一步观察父亲的言行吧。我离开台湾后,这位所谓的把兄弟从来没有联络过我,虽然也到机场送我离开,但是从来不与我合照,随时保持隐身。后来此人在父亲离开台湾后,马上与我联络,我才大梦初醒,醒悟人生的复杂,见面后我决绝地与该人绝交了。最起码我不负人,但也无须做违心之人。

至于为何选择美国作为落脚之处,则还有一番因缘。
第6页 :第五章 香江甘霖润神州回顶部章节目录
第五章香江甘霖润神州(一九九八至二〇〇四)

四、两岸圆缺香江潮(部分)

金温铁路的建成开通只是父亲在港几年的其中一件大事,除此之外,父亲还做了一件与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鲜为人知的“大事”。这件大事也反映了父亲虽中立于党派之间,但绝不停留于“独善其身”,而时刻想着“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关于这点,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男曾在《亚洲周刊》上表示:“其实,南怀瑾先生最关心、最在意的还是政治。在两岸交流中,他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肖武男先生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当然父亲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关怀,也就是秉承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以天下忧乐为己任,自然会对政治关注,但是在他看来,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国富民强,文化卓越,最终使人民得利。

肖武男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曾经多次探访父亲,两人经常促膝深谈,有几次交谈时间竟然长达四个多小时,更有意味的是,他们谈的不是佛教,也不是国学,而几乎全部是政治方面的话题,两岸关系是核心内容。每当谈到两岸关系发展时,父亲总是流露出惋惜的神色,接连说了好几个“可惜”。诚然,正如肖武男所说,父亲一直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的实现也有他的努力,所以,有人说父亲是一位沟通两岸的和平使者。不过父亲从未接受任何官方的称号,但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的贡献却值得我们铭记。这还得从父亲刚到香港时说起。

一九八八年年初,父亲在香港刚刚安顿下来。二月五日凌晨三点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打破了深夜的宁静。父亲起初以为是打错了,并没有立刻接听。谁知道电话铃声越来越凌厉,父亲只好拿起话筒:“请问哪位?”

电话那头答道:“我是贾亦斌。”

父亲顿时睡意全无,欣喜万分:“喔,老朋友,真的是你吗?”

“是我。有件事,很重要”

“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三言两语,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细说吧。”

这位贾亦斌不是别人,正是父亲一九四〇年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搬到成都后改名)的同事。当时父亲任政治教官,贾亦斌是战术教官兼区队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父亲后来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在前面讲述父亲在成都的经历时已经简单说过-了。

那么,为什么阔别了半个世纪的贾亦斌先生会突然半夜给父亲打电话呢?这得从当时的两岸关系说起。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在台北因病去世。父亲当年旅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蒋经国对父亲的忌惮、猜疑和戒备。父亲这次回港,多少也与此有关。

大陆领导人对蒋经国的逝世深表哀悼,并于次日发表了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为两岸关系的缓和而做出的努力。

同年一月二十二日,七十六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贾亦斌,以探亲名义,再度访问香港。在为期半个月的时间里,贾亦斌接触了台、港相关人士约五百人次,多次与台湾老同事通电话。二月五日凌晨打给父亲的电话,就是其中之一。当天晚上,贾亦斌来到父亲位于香港港岛中环半山区的麦当劳道的临时居所。时隔近半个世纪,老友重逢,两人竟然激动得手舞足蹈,手拉手,彻夜促膝长谈。两人的话题从当年的成都同事之谊,彼此分别后的遭遇,到世事变化,再到海峡两岸关系,无所不谈。

其实贾亦斌曾经与蒋经国情同兄弟,但后来贾亦斌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率部起义,为此,蒋介石曾大为光火,罕见地指责了蒋经国“用人不当”。蒋贾二人从此亦反目成仇,天各一方,四十年未曾谋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处于极为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后来,他主动申请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务必除掉贾亦斌这个昔日的兄弟。蒋经国还派出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就将他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将他处决。

那时的香港,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十分活跃,贾亦斌可以说是如履薄冰,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当时,他就住在香港九龙旺角西洋菜街。有一天,由于工作需要,他与国民党的旧部约好在尖沙咀的半岛饭店会面。他们还没谈几句,就发现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贾亦斌当即决定中止会面,迅速撤离。贾亦斌出了饭店就上了一辆计程车,发现后面有车跟踪,他指挥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三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

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贾亦斌与蒋经国逐渐捐弃前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通过秘密通道进行联系。但是,造化弄人,蒋经国猝然去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联系很快就中断了。

因此,贾亦斌这次来港,着急约见父亲的目的显然很明确,除了叙旧,重温老朋友之间的友谊,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请父亲出面,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

贾亦斌如约登门拜访。老友相见,嘘寒问暖。父亲说:“有空过来吃饭,但不谈政治的事。”话虽如此,父亲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先把话题扯到政治上去了:“中国民主的问题,时间不到,过早的民主,只会使人各自争取私人的利益,不会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做贡献的。”

贾亦斌见父亲如此关切,便顺势请求他出面搭建两岸和谈通道。父亲在美国隐居三年,甫一到港,就接到经年未见的老朋友委托的重任,而且这个任务关系到两岸苍生,自然是慎之又慎。加上他此时对两岸的底牌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婉言谢绝道:“你说是来看我这个老友的,但谈来谈去都是这些政事。如果你要我回台湾去为你们做说客,是不行的。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来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根本不想这些事;二来我原就与蒋经国先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李登辉当家,我与你一样都是外省人,与他更没关系了。”

贾亦斌见状,怕父亲真的撒手不管,因此也不再遮掩:“我们知道李登辉是很尊重你的。目睹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分离,难道老兄能置身事外吗?你听我说,我找你是有理由,而且非你不可,非你莫属。第一,你是能与李登辉说得上话的;第二,你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第三,你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在两岸甚至在国际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你说,除了你,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

有人说,父亲在台湾政坛上一言九鼎,其实这是过誉了。父亲从来不主动结交政治人物,相反,是台湾的各界人物或者倾慕于他那备受推崇的“国学”,或者希望借助他的名望,或者出于其他目的,纷纷交好于父亲。父亲广开门庭,有教无类,桃李满天下。一九六六年,父亲应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的蒋介石亲临现场,“前设布窗,坐在幕后听”。这之后,拜父亲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要人,诸如“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祺、“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海军上将”崔之道、“海军总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等。不过父亲从来也没有说过谁是他的学生,倒是这些人自奉为“南门弟子”,在台湾政坛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一九八八年年初,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父亲也从美国飞抵香港,并决定在香港住下来。李登辉甫一走马上任,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所以对父亲依然极为敬重。父亲也确实给了李登辉一些意见。父亲的初衷是希望台湾局势稳定,希望李登辉能做一些对台湾人民、对两岸同胞有利的事情。

有了在台湾的这些“政治资源”,此时贾亦斌找到香港来,自然是寄希望于父亲,希望他出面促成好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与贾亦斌先后晤谈了七次。父亲也已经答应尽力为两岸人民的福祉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两个老朋友的久别重逢,揭开了父亲作为和平使者,与两岸高层领导人来往,沟通和促进两岸关系的序幕。

三月五日,贾老带着自己在香港收获的“战果”回北京。临行前最后一次会谈中,贾老对父亲说:“我下次来港时给你带个重要人物。”父亲正色道:“我不认识的朋友,请你不要带来。”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贾亦斌如约带来一个新朋友介绍给父亲认识——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杨斯德,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

父亲起身开门迎客。杨斯德身形高大,站在贾老身后,一进门便对父亲鞠躬,用浓重的山东话自我介绍道:“南老,我叫杨斯德。”

父亲把客人请进门,说:“杨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当然,你们这次一定是为重要事情来的。”

杨斯德说:“南老,北京有诚意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父亲说:“你们对我谈统一问题,不可能的!你们还是去找毛泽东。”

杨斯德说:“老师,不要讲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