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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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页 :第二章 更向云山寻旧路回顶部章节目录
自从见到祖父显露了身手,父亲就不时地纠缠着他要教自己武功,可是,祖父却不肯答应,无论怎么样也不亲自教导他学武功。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要“易子而教”——自己的儿女不能自己教,而是要交付给朋友,请朋友来教。因为亲不责善,只有这样教者才能无所顾忌地施教,学者才能全心投入学好。早在《孟子》中就已有这样的教育理念。公孙丑曾问孟子:“君子之不教子※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何也?”孟子回答:“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这就是说,易子而教是为了防止父子因相互责善而关系交恶,从而影响了教育的效果。

父亲后来也继承了祖父的这种传统观念,常说做父母的不要把孩子盯得太紧,易子而教才好。父亲对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教育理念也是这样的,他在国熙弟年少时就将他送往美国,由他人教导,不可谓用意不深。同样,父亲虽然精通武术,可是他在我们五六岁时,还是延聘拳师教我们国术,并没有亲自教导,就是秉承祖父的教育理念。

祖父见父亲习武心切,只好找一个当地的名医来做他的武术老师。这位名医姓林,父亲叫他林伯伯。林伯伯此前从不教授别人武功,平时穿长袍,走出药店就是个白面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武林高手”呢。他一开始怎么也不肯教,但在祖父三番五次的请求下,只好“敬谢不敏”了。他白天忙于治病救人,便答应夜里来教父亲武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因为父亲学武时的领悟力高,一点就通,所以这位林伯伯觉得教人习武也蛮有意思的,就持续了下去。后来,祖父叫上邻里的四五个孩子,陪父亲一起练武,林伯伯也首肯了。

林伯伯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虽然教导父亲武术,但更希望父亲也跟着他学医,最好能悬壶济世。他说虽然学武术可以强健身体,但是练武的人毕竟是少数,是独善其身之法;得病的人总是更多,需要救治,是兼善众人之术。况且如今武功再高也抵不住子弹,要想有所成就做个“大人物”,治病救人才是最好的途径。他引用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是范仲淹年轻时候立下的志向,意思是说,如果自己将来做不了一个治世济民的宰相,那就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他还告诉父亲,在范仲淹眼里,出将入相跟做一个名医,功德是一样的。祖父在一旁听着,觉得林伯伯说得有道理,就叫父亲平时也要多读医书。父亲听从了教导,一边习武,一边连着几个月读《黄帝内经》等古典医学名著,偶尔还到林伯伯的医馆里辨识一些中草药,看林伯伯开药方,学习了不少医学上的知识。后来,父亲很少求医看病,大多都是靠自己的医学知识制药调理,有自己的私人药房,或许就与这段习武学医的生涯渊源颇深。

其实父亲在教育我时,也时常复制祖父对他的教导。我记得在台北有位光熹公公,应该是在南氏家族里与祖父同辈分的长者,所以我要称呼他为“公公”,这可不是清朝连续剧里的“公公”。光熹公公在台北迪化街的一家中药行做事,管着药铺,也会切药、抓药、配药的技术。父亲曾经叫我去迪化街的药铺,向光熹公公学认识中药。我去了好几天,他都很忙,没有时间教我什么,只是叫我去库房看药材。可惜我那时真是不懂事,没有好好掌握机会去辨识药材,只会偷吃用蜜炮制过,非常好吃的黄精一味,惭愧地辜负了父亲的心意。

父亲体弱,刚开始学拳,走的是刚猛硬拳法,对他的身体并非适当,常常练完拳后有头脑昏沉的感觉。因为从小想要行侠仗义,也就勉强自己继续练习。后来负笈四方,遇到的技击能人很多,也碰到许多懂神通的有道之士,父亲都及时顶礼,叩拜为师。他说在二十岁前,拜过的师父,有南宗、北派的;有长拳、短打的;连兵器都学过至少十四种;甚至还学过蒙古摔跤、“西洋”的拳击等搏击,各门各派,累积起来师承八十余人,可见父亲对中华武术和道功的喜爱。

中国国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张之江先生曾在浙江省国术馆主办全省性国术比赛,父亲也曾参与其盛,以姿势优异取得拳型的冠军。如此好武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自满。他自忖所学不够精到,不过是略为看到门径而已,所以后来进川,决心继续寻师访道。

第二章更向云山寻旧路(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九)

太老师袁焕仙这么坦率、这么严肃地指出父亲性格上的弱点,在父亲的一生中,恐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成都附近灌县(今都江堰市)有座青城山,“诸峰耸蔚,俯瞰万流,极趣清幽”。山上有一座寺庙叫灵岩寺,父亲得空的时候就往这里跑。灌县离成都比较远,远离尘嚣,每次都坐汽车去。这条路弯曲狭窄,路况很差,夏天雨水多,到处坑坑洼洼的,汽车时开时停,速度慢不说,坐在上面被颠得七荤八素的乘客时不时还要下来帮忙推车。当时在四川大后方流行一首诗,是根据古诗改编的,说的就是这段烂路。原诗是这样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经过当地人一改,就成了:“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灵岩寺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西法师。传西法师是灵岩寺的住持,不是一般人,曾与汤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姚柏年、黄树因、王恩洋、熊十力等人同为当时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传西法师本人极富才学,精通唯识法相之学,交往的多是名士、学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大学派滑竿师傅将他请下山,聘为教授,给学生讲授佛学,他一直不肯应承。后来,在朋友们大力催促下,他才下山。谁也没有想到,在课堂上,传西法师突然将讲课内容改为“情与爱的哲学”。一个出家人竟然在一群大学生面前“谈情说爱”,一时引为奇谈,甚是轰动,都上了当地的报纸。

传西法师曾经邀请李源澄先生来此创办书院。李源澄,四川犍为人,字俊卿,又作俊清,师从廖平、章太炎、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先生,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任教。李源澄当时在灵岩寺的下院铁佛寺办了一个书院,就他一个老师,“艰苦卓绝,始终不退”。

燕京大学著名教授郭本道也在这里修习,他还把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套线装《道藏》搬到这里,以免被日本人抢走。本来父亲是没有多少机会看到这些书的,这次机缘巧合,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多的书,心里自是十分欢喜。

冯友兰先生当时也在山上住了三个月,在灵岩寺读了《指月录》,下山后去教书,并在重庆出版了《新原人》,此后便走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路-途。

父亲的老朋友净天老和尚,也在灵岩寺待过,一直都称父亲为“南教官”。老和尚一生修行持戒,修音声作佛事,以梵呗供养诸佛菩萨,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梵呗唱念的法师。净天和尚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成都文殊院首座的身份,在六合楼圆寂往生,享年九十九岁。

灵岩寺本来是座小庙,并非什么千古名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传西法师邀请而来的众多名士汇聚于此。抗战时期,避难的文化界朋友纷纷到这里投奔传西法师。灵岩山住的和尚不多,却住进来一批文化人,也是奇景一桩了。冯友兰、钱穆、袁焕仙、贾题韬等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欠传西法师一份大大的人情。这些人的吃和住,被传西法师全包了。他们心存感激,打趣他不供养和尚,却专门供养文人。法师因为这些文人济济一堂而十分开心,根本不计较庙里的收支是否平衡,回答他们说:不管啦,我还非得要供养你们不可。这些人物后来都为中华文化点灯传薪做出巨大贡献,法师的胸襟和眼界令人钦佩赞叹。

传西法师还邀请钱穆、蒙文通、王恩洋和傅真吾等人来此读书,邀请川北大德袁焕仙至此闭关,邀请至交——我的父亲来此游玩,于是才有了“灵岩禅七法会”,才有了父亲与袁焕仙的相识。传西法师虽然出家了,但一直十分热衷结交名流雅士。他让这些人住在灵岩寺,尽力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环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灵岩寺这么一个清静的去处,对这些文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谈笑有鸿儒”的世外桃源。

一座庙里住着那么多的名人高士,自然引起父亲极大的兴趣。虽然路途遥远艰难,这里还是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九四二年夏天,被誉为“盐亭老人”的一代禅门宗匠袁焕仙先生,来到灵岩山掩关禅寂。或许,袁焕仙在上山之前,很可能就“去何处闭关参禅”一事请教过十方堂住持昌圆法师,昌圆法师就建议他去灵岩寺,因为早在一九三七年,昌圆法师就曾与其弟子能清和尚住持过灌县灵岩、般若两寺。
第4页 :第三章 端坐蒲团传薪火回顶部章节目录
一九四〇年暑期,父亲借休假之机,背着一把长剑悄然上了灵岩山,前去看望至交好友传西法师。在这里,他结识了袁焕仙先生,很快就结为忘年之交,后来,敬拜袁先生为授业恩师。不过,他刚上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见到袁先生。此时,袁先生已在山中闭关了一段时日。

太老师袁焕仙,名其章,号世杰,一八八七年出生,四川盐亭县麟瑞乡龙顾村人。少有逸才,倜傥不羁,健谈论,善画,工书,早年以辞章闻名。清末时应童子试,年十三岁名列前茅,先宿震之。辛亥革命后,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一九一六年后,曾任越西县知事、盐边县知事及直、鲁、豫十四省巡阅使署及川康绥靖公署高等顾问。一九二六年,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进军中,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驻防万县。杨森委派太老师袁焕仙署理夔关监督,兼任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当时,朱德任杨森部团长职务,与太老师袁焕仙关系很好。一次,在朱德性命攸关时,蒙太老师袁焕仙出手相救,朱德逃过一劫,因此,他十分感激,一直称太老师袁焕仙为“焕哥”。新中国成立后,太老师袁焕仙给朱德写过信,朱德对他也有所照应,助他度过比较平静的晚年生活。

袁太老师素来信奉佛教,精研内典。四十岁时,见国家多难,人心缘溺,于是弃政从佛,先后师从吴兴吴梦龄、鄂之翘楚秀空、苏州李印泉、穹窿山道坚,后皈依报国寺印光大师。袁太老师曾经在成都十方堂禅院大殿内,苦参“德山小参不答话”句,连日废寝忘食。一天夜里,大殿插住的大门“哐当”而开,他豁然大悟。后来,袁太老师焕仙声名日隆,人称“大禅师”“大居士”,受邀上灵岩寺之时,他已与佛门大德虚云大和尚齐名。

袁太老师当时在灵岩寺闭关,对经常登山造访传西法师的父亲已有所闻。他发现父亲虽然年纪尚轻,但绝非等闲之辈,遂有意传道于他。不过,当时正值袁太老师闭关禁语,每周只有周日一天解禁。

第三章端坐蒲团传薪火(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五)

“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父亲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术教官,并接受过国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训练,也阶段性地自认为是蒋介石先生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也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这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两党激烈对抗的时期,却是一个麻烦的政治立场问题。父亲曾说:“我这个人身份比较复杂。共产党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官,要抓我;国民党则说我帮助过共产党,也要杀我。其实我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这就是父亲对于政治的态度,他真正考虑的是国家的兴亡。然而,麻烦当头,父亲只好敬而远之。加之,父亲深受中华文化的思想影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当时无所为用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主动参与。

一九四七年,父亲结束了在大西南漫长的求学访道生活,回到乐清与家人重聚,那也是他与双亲最后的团聚。回去的那天晚上,他跟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到了半夜,祖父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忍不住问他:“如今天下大势究竟如何?”父亲回答:“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祖父听后大惊,抓住他的手紧张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说:“不是,但如今也不管国民党的事。两面都不管。”祖父又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一定会统一中国呢?”父亲说:“大势所趋,理由很多,一言难尽。”父亲向祖父表明心迹,此次回家是想带全家人一起走。对此,祖父长叹一口气说:“我素来不喜欢出门,外面语言也不通,就留在家里听天由命吧。但你打算上哪儿呢?”父亲说:“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台湾、香港地区或新加坡。”

那次,父亲并没有说动祖父。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辞别双亲和妻儿,再次离开家乡,最终决定在国共交恶的棘手时事下选择远走台湾。

不得不说,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意义非凡。自五四运动以来,大陆处处弥漫着一股与传统对抗的思潮,凡是传统的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是阻碍新社会的建立的,因而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再加上当时大陆和苏联修好,一切以苏联的新改革马首是瞻。当时苏联正处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恐怖的清洗政策,许多人,包括党内的人物都惨遭杀害。这种有选择性的偏激思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也时有出现,对于人、路线,甚至文化,都有过激烈的政治运动。再者说,当时的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坚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显然,这对信佛修禅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因而,父亲似乎已经料到,如果留在大陆将注定是应劫之身。而后来云门事变中,虚云和尚的受伤、梦参法师的牢狱之灾,以及许多人士的被批斗致死,都应验了父亲的预言。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不走,只能徒增几个冤魂,如此一来,对大道的存续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就更无从谈起了。

父亲的出走彼岸,也绝非只从个人的一己之私利出发。实际上,作为修行之人,他早已无欲无求,宠辱皆忘,更无党派得失之忧患。他从中国文化的覆立出发、从文脉道统的传承出发,敢于自任于存亡继绝之际,矢志于皓首穷经、求学问道之事,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为毕生志趣,将此身此世托付于弘道传法的行迹之中,颇有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豪迈。所以,父亲才决定保全性命于乱世,只身东渡台湾,唯愿留一盏微弱的文化之灯,期冀能在日后烛照中华大地。如同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在出逃雅典时,曾说“我不想让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一样,父亲彼时或许也有“不想让中国人再犯毁灭传统文化的罪孽”的类似心境吧。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父亲此时去台与三十年后离台去美,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代“告老还乡”,其志趣都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要续接文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

虽然对父亲而言,走是决绝而必然的,但毕竟是离别父母之乡,而且前路未卜,总有些恋恋不舍。因而,他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先后到了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只身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当时,当家的智方法师把一间特等病房的钥匙交给了父亲,使父亲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了一个清静的安身之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此时,李宗仁的“军师”白祟禧,从武汉托人给父亲传话,请父亲出山,许诺他政治参议兼秘书的官衔。对此,有人说这是“老亮”找“小亮”,因为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

然而,此时的局势是国民政府只剩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犹如西晋灭吴之际的“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父亲已然看透了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引用了两句五代时人刘洞的古诗给传话人,“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婉拒了当局的邀请。

一九四九年,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原来还持观望态度的“党国人员”、残兵败将、土豪士绅,纷纷仓皇逃离。由于战火纷飞,时局混乱,去台人员身份相当混杂,台湾当局害怕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人员混入其中,于是随即宣布,从三月一日开始,台湾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进出台湾的人,都得有当局颁发的出入境证件。父亲不愿向主管这事的人低头,于是提早买好了去台湾的轮船票,于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台湾,抵达基隆。回想起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父亲曾感慨道:“三百年来养士朝,为何文武尽皆逃。”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

搬进莲云禅苑一周后,父亲就开始“唯识研究”的课程了。

唯识学是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鼎盛于唐代。唐朝之时,玄奘大师为了解决唯识理论存在的种种困惑、疑问,历尽艰辛去印度求法,并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糅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诠释,编译出了《成唯识论》。此后,“唯识宗”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佛学宗派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着深入根本的探究,但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寺院内的修行学者中。因为这本是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且从前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严格选拔出的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便学识渊博。

后来,唯识学逐渐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而这始自熊十力先生。熊十力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言,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然而两者并不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也无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荣。所以熊十力先生重建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儒家传统,并决定恢复唯识学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汉家威仪。

熊十力先生为了恢复唯识学这门学问,便构思想写一部叫《新唯识论》的书。这部书分为两册,一册是《境论》,另一册是《量论》。《境论》已经出版,但是《量论》始终未能成书。熊十力先生对于自己对中国先秦学问的了解十分自信,他曾说道:“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虽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中的《量论》始终没写-出来。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的入室弟子,在台湾和香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颇为显著,有目共睹,是位大师级的人物。对于《新唯识论》的《量论》,他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却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学养深厚如熊、牟两位先生,都没有写出《量论》来,可见两人治学态度之严谨,也得以知晓唯识学之艰涩。所以父亲对唯识学只用“研究”两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如若轻率讲述,恐有误导他人之流弊,父亲是绝不会如此做的。

由于父亲对唯识学也没有足够透彻的把握,因此父亲每次和学生讲时,都从不说讲解,而只说研究,意思是还有待于大家的一同探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父亲在香港看到《十方》杂志有关“唯识”方面的文章后,还打电话给刘雨虹女士,特地嘱咐不可以整理他自己所讲的唯识。

父亲注重的,是对佛法修证方面的印证[佛教将“戒”(戒律)、“定”(禅定)、“慧”(智慧)称为“三学”,认为一切法门尽摄于此,应当精勤修学。这中间,戒、定属于修行实践,慧属于教理思维]。因此,父亲一生之专注便在修,在证,在教化。父亲所教的修法,不只是理论,而且包括了自己过去修行的经验。他曾闭关专修,可算作过来人,因此才能指导他人修法。父亲的教化,并不只局限于佛法,而是包罗万象,各方面互通互补。很多人说父亲不是学者,此话倒也有理,因为学者注重的是学理,虽然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却未必能将之活用。一般所谓学者,也就是学某个别人创建的理论,像个解说员,或是翻译官。而父亲却不同,他一向重视实践,认为学问再好不能应用也是白说,就像有人背得出唐诗,自己却不会作诗,又有何用?古人说:“说食不饱。”会说不会做,没用!

父亲的实践,从其对学生的接引便可见一斑,对“三剑客”来说,更是如此。前面已经提到的杭纪东、林曦表哥及王绍璠三人,是原来的“三剑客”,后来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便改组了。新“三剑客”是指徐进夫、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表哥及杭纪东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后来大家便也称他们为“三剑客”。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写出长短各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