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破解高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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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流浪异域

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诞生在巴黎的保罗高更,却与故乡缘分不深。

一八五一年,由于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恢复帝制,高更的父亲克劳维,一名正直大胆抨击政客的报纸编辑,为逃避政治迫害,举家迁往南美的秘鲁。

父亲在途中去世,母亲投靠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叔祖唐皮欧特利斯坦,高更因此度过了在南美三年经历奇特的童年。

一八五四年高更随母亲迁回法国的奥尔良城,继承祖父的遗产,进入教会办的学校就读。

高更在晚年回忆中说:

我进入了寄宿学校。

十一岁我升学到教会办的初级中学,进步很快。

然而,那里的教育使我开始痛恨虚伪,痛恨虚假的道德,痛恨制约他人的一切

高更的南美秘鲁童年显然使他有了对抗白人正统教育体制的基础。

或者说,他在教会学校神职老师的脸上找不到他在秘鲁土著保姆脸上看到的那种单纯、憨厚、朴拙与真实的善良吧!

在欧洲十九世纪末的美术史上,高更标志着反欧洲文明、反白种人、反中产阶级、反殖民主义、反基督教优越感的原始美学。而那美学革命的背后是一张一张鲜明的童年记忆的脸孔。

美学革命往往是非常具体的画面,不是抽象的思维,也不是空洞的理论。

高更在充满了强势优越感的白人世界,用一张一张洋溢异域风格的作品瓦解了欧洲白种人骄傲自大的正统价值。

在阳光下晒得褐红、金赭的皮肤为什么不能比阳伞下尸白、惨无人气的肤色更美?

赤裸健康暴露的胴体为什么不比层层遮掩的阴郁的罪恶感的身体更美?

扁平坦然的五官为什么不能比尖利深凹的眉眼更美?

阳光灿烂下的茂密原始丛林为什么不会比北国荒凉的风景更美?

高更用最具体的画面一一雄辩地说服充满傲慢自大的欧洲人深深反省文化走向贫乏的危机。

童年南美阳光下的梦境支持了他建立原始美学,他从十七岁开始,离开了教会学校,第一个选择就是海洋、流浪,寻找异域的梦境。

一八六一年,高更的母亲艾琳迁居巴黎,以做裁缝为生,她不断地叮嘱接近成年的儿子要踏实生活,自谋生计。

十七岁以前,高更在巴黎完成高中学业,开始准备航海方面的专业学习,显然,童年的梦境在召唤他,海洋、流浪、异域,纠结成他一生的梦想。

一八六五年,十七岁的高更终于在一家商业航运公司取得了助理驾驶的职位。

航运公司的船负责法国哈佛(Havre)港经英吉利海峡到南美洲巴西的航运。

高更终于上了船,走向海洋,走向南美洲,走向他童年的梦境。

他第一次的航行到了巴西的大港里约热内卢(RiodeJaneiro),穿越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上风景使他震撼,而那一幕一幕壮丽绚烂的海上风景只是他童年梦境更具体的印证吧!

一八六八年二月,高更进入法国海军服役,在长达两三年间,他随军舰航行世界各地,足迹遍及地中海、北欧、南美各个港湾,他在船上担任第三司炉副手。

一八七一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拿破仑三世逃亡,军队解散,高更也因母亲去世回到巴黎,开始他另一个阶段的生活。

他进入了商界,成为股票市场的经纪人,一年有四千法郎的高薪收入,他来往于上流中产阶级社交圈,开始与来自丹麦哥本哈根的女友梅娣盖德(MetteSofieGad)恋爱。一八七三年二人结婚,梅娣来自哥本哈根路德教派大使的家庭,看起来,高更生活美满幸福,一连有了四个儿女诞生。

但是,隐藏在稳定幸福的中产阶级生活背后,那壮丽的海洋风景,那童年的梦境,那神秘异域的原始荒野,却似乎不断呼唤着他。

高更在巴黎的家庭、婚姻、妻儿、财富,似乎仍然只是一个短暂的假象。

他还是要出走,海洋、流浪、异域才是他生命潜伏的本质。

║婚姻家庭中产阶级

从十七岁开始,漂流于海洋上的水手高更,一直到二十几岁,有过长达六年的航行于海洋异域的生活,因为母亲的去世,暂时画下了句点。

他回到巴黎,处理母亲的后事,认识了母亲的多年好友古斯塔夫阿罗沙(GustaveArosa)。

阿罗沙家族是富有的士绅家庭,也热爱美术,有丰富的艺术收藏。

阿罗沙知道临终的艾琳挂记高更的前途,便介绍高更进入当时巴黎蓬勃的股票市场,学习商业经纪的工作。

高更上手得很快,他在阿罗沙的帮助下进入巴黎拉发特(Lafaytte)街著名的伯廷(Bertin)股票证券公司任职。

高更进入一个纯然商业的中产阶级环境工作,与他早先海洋流浪的异域漂流生活截然不同。

他好像要证明自己的另外一种能力。

他在股票证券商场工作顺利,与阿罗沙家族交往频繁,也因此结识了阿罗沙家族的丹麦朋友梅娣盖德,彼此相恋,一八七三年,高更与梅娣结婚,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三年,九年间生下四个儿女,看来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中产阶级的事业与生活,却似乎有什么不可知的焦虑与渴望隐藏在平静生活背后。

稳定富裕,没有挑战性的生活会不会是高更这一类创作力旺盛的生命致命的恐惧?

高更在婚后的信件中细述妻子梅娣的教养优雅,他在一八七三年二月九日给赫格夫人的信中说:“梅娣在法国受人喜爱,她独特的个性、高贵的品位被众人欣赏。所以我总提醒自己是多么幸运,可以选择她为一生伴侣。”

高更信中的妻子是如此没有缺点的。

一八七四年,长子艾弥儿(Emil)出生。九月十二日高更又有致赫格夫人的信,如此详述他的喜悦:“他(Emil)真是漂亮,不只是我们父母这样说,每个人都这样说。他白得像天鹅,又像大力士一样健壮。”

高更在信中对妻子、儿子的赞美和喜悦似乎使人误以为他将长久如此安定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之中。

一八七五到一八七六年间,高更初学绘画,画了几张长子艾弥儿的素描。也许我们在这些画像中仍然相信一个慈爱的父亲对家庭生活的喜悦,我们在这些画像中看不到一个将要从家庭出走的人任何不安与焦虑的迹象。

高更过了几年典型巴黎中产阶级的生活,更换着豪华的公寓,享受幸福家庭生活,有着稳定体面的职业,交往上层士绅富商朋友,并且,经过阿罗沙的引介,他也欣赏艺术收藏,利用周末闲暇之时到画室学画,因此认识了当时法国印象派的活跃画家毕沙罗(CamillePissrro)。

高更收藏艺术品,参与创作,最初或许只是他作为巴黎中产阶级的一种品位符号吧!

他会想到艺术创作此后竟然与他中产阶级的家庭形成势不两立的冲突吗?

通过毕沙罗的介绍,高更认识了当时巴黎最前卫的艺术家,塞尚、马奈(Manet)。

马奈是印象派创始元老,他鼓励高更持续创作,将高更一件初学的风景画送去国家沙龙大展展览。

一八七四年才成立的印象派团体,很快吸收了高更成为团体的一员,但是,高更似乎还只是“业余”“玩票”,艺术创作的宿命还没有显露,他仍然只是专职股票证券市场的生意人,拥有美满幸福家庭,闲暇热爱艺术而已。

高更不仅绘画,也创作雕刻,他在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七九年为妻子梅娣与儿子艾弥儿制作的大理石肖像,充满细致古典的优雅风格,承袭着欧洲宫廷的新古典美学精神,也似乎透露着他此时的创作与幸福家庭生活不可分的关系。

一八七七年,高更的女儿艾琳(Aline)出生。

一八七九年,次子克劳维(Clovis)出生。

一八八一年,三子尚雷内(Jean-Rene)出生。

一八八三年,妻子梅娣怀着第五个孩子,结婚十年的家庭生活忽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异变。

高更经过越来越积极地投入绘画与雕刻创作,忽然决定辞去股票市场稳定的工作,决定专心做一个全职的画家。

在高更从股票市场走向艺术的关键时刻,对其产生最大影响力的人一般都认为是画家毕沙罗,这一段时间,高更许多写给毕沙罗的信一步一步透露了他疯狂地走向艺术创作的过程。

毕沙罗,一个在一八八六年影响了梵高的画家,也似乎同样主导着高更的生命选择。

毕沙罗的魅力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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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政府信仰者:毕沙罗

对于高更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物确定是毕沙罗。

毕沙罗出生在一八三〇年,比高更年长十八岁。

他与高更有许多相似的背景,高更的童年是在南美秘鲁度过,有海洋与异域的记忆。

毕沙罗的先世是犹太人,但他出生在加勒比海当时丹麦的属地圣托马斯岛。

毕沙罗的家族在美洲、非洲、欧洲之间贩卖干粮,与高更一样,毕沙罗的童年至青少年时期,充满了中南美的海洋与异域风景的记忆。

毕沙罗十二岁才回到法国,接受欧洲的正统教育,而他此后的绘画中不断出现热带椰子树、土著女人与男子,和高更一样,他们的海洋与异域记忆似乎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性格取向。

一八七四年左右高更认识了毕沙罗,当时印象派刚刚形成,毕沙罗是这个绘画团体的创始者,也是最热心的成员。

毕沙罗可以说是高更入门艺术最主要的指导者。

高更前期的作品有明显的毕沙罗的影响。

毕沙罗在一八八〇年前后居住在巴黎近郊,刻画出宁静的小镇风景,他在城市边缘的村落小市镇发展出似乎在对抗大都会工商业鼎盛繁华匆忙的另一种小市民美学。

当时印象派的画家大多以大都会的繁华为刻画对象,德加(Degas)画芭蕾舞表演,雷诺阿(Renoir)画中产阶级的士绅淑女,而毕沙罗却走向农业衰颓的小镇。

他像是在对抗工商业文明,隐居在农业手工业传统的小镇,想过另一种不介入现代资本消费的朴实生活。

毕沙罗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起源于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以暴力与极端手段对抗当时极权的俄国皇帝,然而,法国蒲鲁东一派的无政府主义,提倡以和平与自由意志对抗统治者的压迫与钳制。

蒲鲁东曾经向高更赞美他的外祖母弗劳拉特立斯坦,因为这位外祖母正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无政府主义中女权运动与工人革命的先锋。

许多相同的因素使毕沙罗与高更成为好友,是艺术创作上的良友,更是思想信仰上气味相投的伙伴。

一八七九年高更以“市集菜园”为主题的一件风景画作,非常像毕沙罗的风格。

浅绿带暗灰的色调,一方一方近景的菜圃,农人正在田中工作。中景是隐匿在树林间的小镇民居的屋顶。越过红瓦或灰瓦的屋顶,地平线远方是灰蓝色以小笔触画出的天空,翻腾着忧郁的低沉的云。

这件早年的高更作品与他后期色彩浓郁的犷烈风格大不相同。

这是高更“毕沙罗时期”的画风。

高更这一段时间写过许多给毕沙罗的信件,讨论艺术,也讨论现实生活。毕沙罗显然带领高更进入了艺术创作领域,可是,更重要的,可能也同时促使了高更一步一步走向对自己的反省与质疑。

一张一八八〇年左右的素描十分耐人寻味。

这张素描中毕沙罗画了高更,寥寥几笔,勾勒出充满询问的高更的困惑表情。

画面上高更望着纸张的另一边,上面是高更画的毕沙罗,秃头、大胡子、低垂着眉眼,若有所思。

两人深刻的友谊在画中不言而喻,而年轻的高更,似乎走到了人生的两难的关口,不知何去何从,充满疑惑,似乎要求助于毕沙罗的帮助。

当时正狂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毕沙罗会给高更什么建议?

高更当时还是股票市场的专职人员,住在豪宅里,有出身教养良好的美貌妻子,有儿女,收入优渥,家庭幸福。

然而,无政府主义相信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解放,无政府主义试图把人从阶级、种族、性别、家庭与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

毕沙罗的信仰动摇了高更的稳定生活吗?

或者是,高更十年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已经累积着必须释放压力的需要?

一八八〇年,高更有七件作品参加第五届印象派大展;一八八一年,高更有八件绘画、两件雕刻品参加第六届印象派大展;一八八二年,高更有十二件绘画作品与两件雕刻品参加第七届印象派大展。

显然,高更在艺术创作上的投入越来越深,从一个玩票的业余画家一步一步要逼视自己内在全心创作的狂热意图。

也许现实生活与理想不可能两全。

也许艺术创作的孤独之旅必然要逼使高更做最后的决定。

选择股票市场高薪的工作呢,还是画画?

选择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呢,还是孤独走向艰难的创作之路?

一八八三年,高更毅然决然辞去了伯廷公司的股票市场工作,使家人与朋友都大吃一惊,连一直影响他的毕沙罗也一时错愕,他对高更这样的选择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高更比我想象的还要天真。

在与文明决裂的信仰上,高更要走得比毕沙罗更远了。

一八八二年年底,高更给毕沙罗的信中已透露了他对股票公司职业的厌倦,也由于法国股票市场陷于低潮,使高更看不到再工作下去的前景。

给毕沙罗的信中高更说:“到了某个年纪,不能同时保有两个目标。”

他显然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为了梦想中的艺术创作,高更必须破釜沉舟了。

一八八二年,就在高更离开股票市场之前,他的一件《花园中的一家人》留下了可能是高更家庭甜美回忆的最后画面:妻子梅娣戴着帽子,低头专心编织,儿女在旁边玩耍,摇篮车里躺着入睡的婴儿。花园中的树木扶疏,高高的院墙隔开外面纷扰的世界,院落一角有特别令人珍惜的宁静平和。

这些与高更后期截然不同风格的作品,是高更十年家庭生活的记录,这件收藏在哥本哈根嘉士伯美术馆(NyCarlsbergGlyptotek)的画作,充满了浅灰的忧伤色调,一个幸福甜美的家庭,却如同将要逝去的幻象,高更意识到这一切存在的虚幻性吗?

一八八三年,从股票市场离职的高更,立刻面对家庭现实的压力,梅娣生了第五个孩子,家庭的负担迫在眉睫,为了解决这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十一月高更决定为了避免住在巴黎的高消费生活,全家搬到外省的鲁昂(Rouen)。

在鲁昂住了六个月,梅娣带着新生的婴儿与一个孩子到哥本哈根投靠娘家生活。

不多久,高更也带了三个孩子到哥本哈根依靠梅娣,却饱受亲戚白眼。一八八五年,高更不得已又回到巴黎,让妻子梅娣带着四个孩子留在哥本哈根,自己只带着次子克劳维。

他在经济上一筹莫展,变卖了许多前几年收藏的作品,生活困顿无头绪,然而更艰难的是如此巨大的转折并不是终点,高更已经预感到,没有更彻底的与家庭生活的决裂,没有更彻底地孤独出走,自己的创作不会有任何结局。

一八八六年,他毅然丢下家庭,只身前往法国西部偏远的布列塔尼省,在偏僻的阿凡桥镇(Pont-Aven)住了下来,开始他漂流生活的第一站,他的绘画创作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