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破解高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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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之梦TeRerioa

1897

95.1×130.2厘米

英国伦敦寇特美术馆

伦敦寇特美术馆的《白日之梦》曾经多次吸引我坐在它的对面。

凝视,像是想记忆起什么,却终究只是遗忘。

画面左下角是趴伏在白色卧垫上的婴孩,睡得很熟,睡在很华丽的木雕摇篮里。摇篮一端雕着塔西提的土著婴孩图案,婴儿像是睡在祖先的庇佑里。

高更用艳红的笔触写下“TeRerioa”(梦)的土著拼音www.hushui.net,下面有他的签名,他好像重生在前世的梦里,他到塔西提只是要找回遗忘的久远的梦。

一个上身赤裸的妇人,垂着丰硕的乳房,下身围一白布,很安静地看着我们,右手轻轻摇着摇篮。

高更眷恋的每一个土著女子的肉体似乎都是他前世梦中寻找过的母亲,轻轻推他进入梦境。另一个人物侧坐在后方,仿佛凝视着女人,白色上衣,蓝底白花纹围裙。一只猫静静卧着,使室内幽静神秘。

这是室内吗?可以眺望室外通向远处山峦的小径上一个骑马离去的男子。在高更后期的画里常常出现的骑马离去的男子,好像婴儿长大了,他要去寻找梦中的原乡。

墙壁上有土著图腾,神秘的祭司,爱,诞生或者死亡,高更叙述着一个不断重复的梦,他说:“一切只是画家的梦──”在原作前面,我看到很薄的油彩下透出画布粗粗的经纬线的纹理,带着青黄的午后的光在移动,是热带下午不肯醒来的一次梦魇。

薇玛蒂Vairumati

1897

73×94厘米

法国巴黎奥塞美术馆

一名女子坐着,袒露着丰硕健康的肉体,一对如果实的乳房。她大胆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的衣冠楚楚反而是一种猥亵。

女子仅下身围着白布,她金褐色的大腿与手臂都粗壮浑圆如巨柱。

女子的身后是木雕的一些图腾装饰,一些不容易理解,却传承着古老文明的符咒一般的符号。

高更在塔西提不断强调“神秘”(Mysteriena),他或许认为现代文明的贫乏正因失去了古老符咒文化的“神秘性”。

因此,在一大片红色背景中,远处的两名女子的手势究竟在传达什么?近景左侧是一只白色的鸟,脚爪抓着一只绿色蜥蜴,暗喻着什么?

没有人可以解答!

高更只是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富的谜语般的梦境,指给我们缤纷的细节,却从不揭示谜语的答案。

迷人的金红色,像童话中梦的色彩,像夕阳在夏日最后血一般艳丽的绚烂,高更只是告知一种生命的华丽现象。

美丽起来Faaiheihe

1898

54×169.5厘米

英国伦敦国家画廊

高更早期对东方扇面空间产生过兴趣。扇面是视觉横向左右浏览的空间,也包含时间的延续性在内。

一八九八年高更这幅Faaiheihe明显使用了西方主流美术很少用到的横向空间画法,类似中国绘画里的“长卷”。

我们的视觉移动过梦境一般的热带风景:结满了丰硕果实的植物,缠绕在大树上的藤蔓。似乎是夕阳的光,使整个丛林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人的胴体也是金色的,仿佛梦境里的神祇。

她们采摘盛放的花,插在耳鬓边,用花编成花串、花束,一蓬一蓬的花,像是神话中的乐园。她们仿佛静静聆听着花朵掉落在地上的声音。连狗也回过头,听到一朵花掉落。

塔西提在高更的晚年不像一个现实的世界,是他幻想中的梦境。Faaiheihe,他用学来的土著语言书写在画面上,“使人美丽起来”,据说,那语言像是古老的咒语,念着念着,可以使人刹那间“美丽起来”。

一名男子骑马来了。高更晚年画中的骑马男子像是他自己,从久远的地方流浪而来,回到可以使自己“美丽起来”的地方。画面的金色、黄色、红色,组织成非现实的幻象,高更跟幻象的梦境说:我回来了!

白马LechevalBlanc

1898

140×91厘米

法国巴黎奥塞美术馆

高更后期的作品常常出现马,出现骑士,出现骑在马上的男子渐渐远去。这件《白马》是他后期作品中典型的一张。

幽静罕有人迹的森林深处,一汪宁静澄清的池水,池水中踏进了一匹白马,低头饮水,池水荡漾起一圈一圈涟漪波光。池水是深郁的蓝色,波光是赭红色,似乎映照着森林上端一个骑士的马,马的身体也是赭红色的,停止在绿色草地上,骑士似乎一时决定要远走他乡,一种“高更式”的出走,流浪,一种与此时此地的告别与决裂,一种梦想的探索与追寻。

大树枝丫横伸,遮住我们的视线,但在枝丫后方还是可以看到一名骑在马上的男子,在树林间掉满落花的小径边徘徊,似乎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深郁的蓝、浅青,艳热的红赭、浅粉,高更以缤纷的色彩勾画出一个童话,童话中骑士的故事刚刚开始。

欢乐之家MaisonduJouir

1901-1902

(上)40×244×2.3厘米(左)200×39.5×2.3厘米

(右)159×40×2.5厘米(下)45×204.5×2.2厘米

法国巴黎奥塞美术馆

一九〇一年高更最后居住在法属马尔济群岛的依瓦—欧阿(Hiva-Oa)小岛。他为自己盖了屋子,也模仿当地土著上山寻找木材做雕刻。高更并没有欧洲学院专业的雕塑训练,但是他当然知道土著们同样没有经过训练也一样制作出了美丽雕刻。

美开始于渴望,并不是技巧!

高更为自己刻了门楣上的装饰,有人像,有花的图案,他用法文刻了“MaisonduJouir(欢乐之家)”几个字。

门的两侧各有一长条木雕,很像中国建筑的门联。木雕用土著的粗犷形式,刀法朴拙,刻了人体、动物、花与果实。图案上了色彩,色彩很薄,渗透到木纹中,使木纹的年轮纹理现出很美的质感。

在屋子正面的墙上高更也都刻了木雕装饰,题了一些法文的句子:SoyezAmoureuses,VousSerezHeureuses,或SoyezMysterieuses,他不断强调“爱”“神秘”,仿佛那是送给西方文明社会救赎的礼物,高更住在“欢乐之家”,他想到遥远的欧洲,法国,工业革命,理性文明,一切物质的富有都越来越远离——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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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高更

║秘鲁西班牙贵族外祖母

高更的故事似乎总是掺杂着许多异乡的流浪、冒险、传奇与神秘。

一般人想到高更,眼前浮现的是他画的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塔西提岛屿蓝蓝的天空海洋,茂密的热带丛林,丛林间映照阳光的绿色草地,草地上徜徉着慵懒的闲散的土著男女,身上围着色彩艳丽的植物蜡染的花布,女人袒露着饱满丰腴的褐色胴体,一对坚实如椰子的乳房,用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我们,不知道是好奇,还是惧怕惊慌。

我们是文明世界的人,偶然闯进高更蛮荒而又富裕的世界,惊吓了那里的人,我们也有矛盾,是不是应该停留多看一眼,还是应该识趣地离开,不再打扰他们?

我们谈论的高更,是一八九一年以后的高更,是离开欧洲去了塔西提的高更。

也许高更身体中“异乡”的血液早已在流动,在他出生之前,那“异乡”的血液已经开始流动。

一九〇三年,五十五岁即将去世的高更忽然写了一些有关他出生以前家族的记忆。

他写到外祖母,他的外祖母是西班牙亚拉冈(Aragon)家族的后裔,高更简短地写着:

我的外祖母是了不起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弗劳拉特立斯坦(FloraTristan)。

高更在信上谈到的外祖母是十九世纪初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自己出身贵族,却把所有的家产变卖,用来支持工人运动。她也为了鼓吹无政府主义,串联工人革命和女权运动,四处奔波。

西班牙当时在中南美洲拥有广大殖民地,西班牙贵族同时是剥削奴役土著工人的大地主。

高更的信上并没有确切说到是不是因为支持工人运动,他的外祖母去了南美洲的秘鲁。

在秘鲁,这位奇特不凡的女子见了她的叔父——唐皮欧德特立斯坦莫斯考索,一个有爵位的亚拉冈贵族。

高更一生在异域浪荡,在临终的一年忽然写起遥远家族的血源,好像在寻找自己身体中久远存在的一些不可知的宿命。

高更的外祖父是一名石版画家,名字是安德烈沙札勒(AndreChazal)。

高更对作为艺术家的外祖父谈得不多。

他似乎更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血液与母系的外祖母息息相关。

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却放弃财富,投入如火如荼的工人革命运动。她漂洋过海,离开了法国丈夫,到了遥远的秘鲁——充满神秘性的“异乡”,投靠贵族的叔父。

在高更信中的寥寥数语,使人想起南美伟大作家马奎斯《百年孤寂》小说中的故事。

似乎“异乡”是所有背叛者向往的国度。

“异乡”可以背叛阶级,背叛伦理,背叛种族。

“异乡”使一切荒谬都成为可能。

一个西班牙与法国的混血,一个贵族血液与工人革命的混血,一个欧洲殖民文化与秘鲁土著文化的混血

高更凝视自己的身体,回忆起那个其实他没有什么印象的外祖母,想起自己一生向往的“异乡”,原来是一种宿命。

查阅许多书籍,弗劳拉特立斯坦常常被冠上“高更的外祖母”的称呼。

也许这个一生从事女权运动与工人革命的女性并不希望依赖盛名的外孙高更而存在。

事实上,从许多书籍上可以看到,一八三二年随母亲到秘鲁艾勒奇帕(Arequipa)寻找叔父的弗劳拉,对一八二一年从西班牙殖民总督统治下刚刚独立成功的新秘鲁有很多观察,她在一八三八年出版了旅居秘鲁的日记《PeregrinationofaPariah》,她在一生从事的弱势者运动的革命中留下了两本重要著作:一八四〇年出版的《伦敦漫步》(PromenadesinLondon)以及去世前一年一八四三年出版的《工人联盟》(TheWorkersUnion)。

弗劳拉在一八四四年逝世,当时高更还没有出生,但是他以后隐约感觉到那个来自外祖母的西班牙贵族加南美秘鲁印加文化的血液潜藏在基因之中,他也隐约感觉到弗劳拉的父亲,那个当时派驻在秘鲁的西班牙海军上校马立艾诺特立斯坦(MarianoTristanyMoscoso),高更的外曾祖父,如何在茫昧的大海中航行,如何带着十六世纪以来欧洲人的狂野欲望,统治着古老印加文化传承下的新的土地,役使当地的土著,搜刮当地的资源,掠夺一切财富,然而,也面对着翻天覆地的独立革命的反叛与镇压的屠杀。

家族的故事好像很遥远,然而那些在高更出世以前发生的故事,那贵族的自负与自我放逐,那远赴异乡的流浪,那对文明阶级的鄙弃与在野蛮原始中感觉到的粗犷生命力,种种基因,不可思议地联结着家族与高更的关系,联结着母系世代血液与高更的关系。

弗劳拉与高更都出生在法国,都拥有法国国籍,然而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国籍,背叛了自己文明的故乡,他们的心灵中都有一个更为理想的故乡,竟然在遥远的海洋之外,在文明之外。

有一个异乡在呼唤他们,那异乡才是心灵上的故乡。

有一天,无政府主义重要的法国领袖蒲鲁东(Proudhon)跟高更谈起弗劳拉特立斯坦,他说:“你的外祖母是天才!”

高更无言以对,这个外祖母在他出生前四年去世,高更是相信神秘主义经验的,他一生在白人基督教的主流之外寻找“异教”的信仰,或许,他觉得蒲鲁东赞美的是一个历史上特立独行的女性,而不是他的外祖母。

弗劳拉死去的肉体像许多不可见的魂魄,漂流在南太平洋的风中,在海浪之中,在土著的歌声中,日日夜夜,像一种神咒,召唤着高更,高更终究要回到他宿命中的故乡。

║父亲与母亲革命与放逐

高更的母亲艾琳(AlineChazal),显然受到了母亲弗劳拉的女性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与高更的父亲克劳维(ClovisGauguin)的恋爱与结婚都印证着两个家族的革命血统与自我放逐的传承。

高更的父亲克劳维,是法国十九世纪《民族报》(LeNational)的政治记者,许多数据中都显示着这名记者的反威权与正直不阿的个性,他在一八四八年的法国政治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爆发工人革命,走上街头的工人抨击政府任意关闭工厂,致使工人失业,生活无以为继。

工人的街头运动遭到镇压,保守的执政党重新选举总统,以不法手段推举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为总统,高更的父亲克劳维当时担任报纸的总编辑职务,不断抨击独裁政权非法的揽权与滥权。

路易拿破仑在总统的职位上企图发动政变,改变宪法、恢复帝制,高更的父亲克劳维在报纸社论上揭发路易拿破仑称帝的野心,因此遭受巨大压力与迫害。

一八五一年,克劳维带着妻子和刚三岁的儿子、四岁的女儿远渡秘鲁,试图逃过政治迫害,也希望在秘鲁继续办报,鼓吹革命,抨击独裁者。

克劳维的理想无法完成,他在远渡秘鲁的路上染患重病,在穿渡麦哲伦海峡时血管瘤破裂,不治而亡,留下妻儿,埋葬在异乡的法明那港。

路易拿破仑一一扫除异己,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发动政变成功,恢复帝制,自称拿破仑三世。

克劳维对抗威权独裁的悲剧结局或许只是这个革命血统的家族许多不凡的故事之一。

而童年的高更却因为父亲政治上的被迫害与自我放逐,在南美的秘鲁度过了他最早的童年。

三岁到六岁以前,高更都住在秘鲁的首都利马。

他的母系世代都是西班牙派驻秘鲁的殖民官员,秘鲁虽然已经独立,但是旧的殖民势力仍然在地方上拥有权力与财富。

高更说他有超凡的“视觉记忆”。

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具体地描述着在秘鲁度过的童年时光的点点滴滴。

我记得总统的纪念堂,记得教堂的圆顶,圆顶是整块木头制作的。

我的眼前还有黑种土著少女,她总是依照惯例,带一张小地毯,用来让我们在教堂跪在上面祈祷。

我还记得洗熨衣服的中国仆人。

高更的童年回忆是视觉里消除不掉的画面。童年的画面只是一幅一幅图像,没有标题,也没有说明,但或许比所有的文字书写都更具体真实。

他的童年视觉记忆里也包括美貌的有西班牙贵族血统的母亲:

正如一个西班牙贵族夫人,母亲个性暴烈最愉快的事是看着她穿着民俗服装,脸上半遮掩着织花面纱,丝绸织花遮住一半脸庞,另一只眼睛露在面纱外,那么温柔又傲慢的眼睛,那么清纯又那么妩媚。

高更在一八九〇年凭借回忆画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画像,或许,那段流亡异乡的岁月是高更永远忘不了的美好记忆。父亲不幸在政治迫害中流亡,自我放逐,高更却获得了放逐中最大的快乐。

一八五五年,高更随母亲回到法国,回到了父亲的故乡奥尔良城(Orleans),开始接受正规的法国天主教传统教育,然而,高更却再也忘不了远在海洋另一边的异乡与异教文化,他注定了要再次出走。

三岁到六岁的记忆似乎成为高更一生寻找的梦境。

是梦境吗?南太平洋浩瀚蔚蓝,天空晴朗,白云飘浮,映照在蓝色天穹下巨大的教堂圆顶,基督教堂里混杂着西班牙贵族、军人与土著劳动者。

土著黑白分明的眼睛,宽而扁的颧骨,扁平的鼻子,厚而饱满的嘴唇,被烈日炙晒得褐红的皮肤,呢喃着西班牙与土著混合的语言

那么鲜明的图像留在一个三岁到六岁的孩子脑海中,成为消磨不去、无法被替代的记忆。

然而图像忽然中断了

六岁以后的高更被母亲带回法国,住在奥尔良,继承祖父的遗产,进入欧洲纯粹的白人的生活中。

图像忽然中断了,或许,因为“中断”,反而变成更强烈的渴望。

高更回到法国,回到文明,回到强势的白种人的欧洲,然而遥远异域的梦境却越来越清晰。此后,他一生只是在寻找着如何回到三岁至六岁的原点,回到狂野热烈的土著文化中,接续起中断的异乡梦境。

他在秘鲁时身边围绕着土著的保姆、女佣,她们朴实憨厚的五官是他童年最美好的记忆,还有那些华人仆佣,他们的黄皮肤、亚洲面孔,似乎都烙印在高更童年最初的记忆中。

画家的记忆不是抽象的文字,而是非常具体的视觉。

是不是童年最初的记忆会成为人一生永远的寻找?

高更此后在艺术创作里只是不断尝试“复制”他的童年的具体梦境。

那些神秘不可解的从古老印加文化传衍下来的图像语言,像一种符咒,像一种瘾,成为他血液中清洗不掉的部分。

他回到法国,回到欧洲白种人的世界,他接受白种人正规的学校教育,然而,他不快乐。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不快乐,他四顾茫然,找不到褐色皮肤、嘴唇宽厚的保姆,找不到脸颊扁平、眼神单纯的亚洲仆佣,他的童年的玩伴全部消失了。

甚至连那个童年头上披盖西班牙丝绸织花面纱的母亲也消失了。

母亲穿着一般法国女人的服装,少了在异域的贵族的傲慢,少了殖民地女性的狂野与妩媚。

高更怅然若失,一个失去童年梦境的男孩,站在都是白种人的奥尔良街头,说着流利的法语,然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残杀童年梦境的凶手。

高更终其一生只是想逃离白种人的世界,他憎恶教会学校的规矩,憎恶学校的制服,憎恶法语的优雅文法,憎恶教士们虚伪的笑容与礼节,憎恶主日的繁琐仪式,憎恶白种人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空洞的装腔作势。

他迷恋着流浪,迷恋着异乡,迷恋一切荒野异域的肉体与原始,迷恋那大片大片走不完的茂密丛林,迷恋那有种动物体味的女性肉体。

他说:我要画出文明社会失落太久的蛮荒肉体的奢华。